专访小说《好天气》作者苏童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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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里的城与人从未分离——专访小说《好天气》作者苏童ZT
媒体：江南时报


7月5日，著名作家苏童携其沉淀多年完成的最新长篇小说《好天气》来到2025江苏书展与读者见面。聚光灯下，这位从苏州走出来、在南京扎根的作家，将半生对故土的复杂情愫与新作的时代观照娓娓道来，字字句句，皆是城与人的交织回响。



故乡苏州：

从逃离者到骄傲的拥抱者

“小时候想逃离苏州，住在城北，那时候的苏州很小，我觉得我的世界应该大一点。”苏童的思绪飘回少年时代。为了这个“大一点”，他高考志愿填写的全是远方城市，最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然而命运流转，大学毕业后他重回南方，1984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从此开启了“从苏州人向南京人的转变”。

如今，回望那份年少时对苏州“狭窄与小”的“厌烦”，已在岁月里沉淀为深沉的骄傲。他笑谈当下火爆的“苏超”，尤其是7月5日当天，“苏超”第六轮焦点战——南京vs苏州，一句“我都支持”的背后，是对两座融入生命之城的深厚情感。他甚至分享了一个充满童趣的秘密——狮子林的某处，还藏着他儿时刻下的名字，那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苏州印记。

苏州与南京，故乡与他乡，逃离与回归，宏大叙事与市井烟火，都在他的文字里达成和解。文学成了苏童连接过往与当下、自我与大时代的桥梁。

“苏超”热与文化记忆：

烟火人间的奇迹

谈及席卷江苏的“苏超”热潮，苏童认为，比赛已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下沉到百姓群体，“如此火爆的群众运动，简直是奇迹”。浙江人专程跨省观赛的景象，被他视为“一大幸事”。

这种对民间活力的赞叹，或许源于他自身深刻的城市文化记忆。他回溯了1978年苏州第一届书市：玄妙观化身为临时书展，新华书店柜台挤在“收租院”的塑像群中。少年苏童挤在排队人群里，轮到他时，文学书已经卖完了，营业员扔出了一本《微积分》。道观、塑像、人流与错位的书本，共同构成了他脑海中光怪陆离又无比鲜活的“第一次书展盛况”。

“活动要制造热点，如果没有热点，就要有需求。”苏童说，“苏州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文学需求的，在我小的时候，苏州的大街小巷就会传出评弹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故事也在街巷间传遍。”



新作《好天气》：

为消逝的城乡交响立传

“《好天气》虽厚，看进去了就会很薄。”苏童表示，这部小说将舞台置于中国社会巨变的上个世纪70-90年代，聚焦苏州近郊，是“献给郊区的一首挽歌”，刻画了如今已罕见的“农田在烟囱之下”的独特景象，记录了那个工人与农民生活紧密交织的时代。

小说结构精妙，以一口池塘为界，东边的“塘东街道”代表城市，西边的“塘西村”象征乡村。无论是地理空间、人物关系还是整体架构，都充满对称性，隐喻着城乡二元对立中的交融与张力。

当被问及永恒的创作母题，苏童的回答简洁而有力：“我写小说，永远都是围绕人性、家庭、人际关系、成长。”这是穿透地域与时代的文学内核。

谈及苏州的变与不变，他笑称，变，在于苏州“跟着全中国社会发展的步调在变”；而不变，则在于苏州人深入骨髓的“好吃”与“刁钻”的胃口——一种对生活精致滋味恒久的执着与热爱。

江南时报记者 钱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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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携《好天气》“回家”

纸质书、微电影、有声剧同步面市



7月5日下午，2025江苏书展重磅时刻——作家苏童携最新长篇小说《好天气》于江苏书展中心舞台举行首发式。这场文学盛会，吸引500余位读者挤满了200人容量的现场，签名队伍绵延不绝，线上观看人数再创新高，成为本届书展最受瞩目的文化焦点。苏童与作家叶弥、读书博主赵健共话文学记忆，精彩分享引发现场的阵阵笑声与掌声。

《好天气》以江南郊区的咸水塘为背景，讲述这片区域城乡两个家庭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时代发展的变迁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爱恨悲欢。活动现场举行了《好天气》纸质书、同名微电影及有声剧的三联首发仪式，正式宣告作品进入全IP同步开发轨道。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在致辞中回忆了《好天气》一书的签约过程，并表示“有了苏童，什么都有了”。



“我很自信，《好天气》是我写得最好看的小说，一旦拿起来就很难放下了。”苏童笑谈创作历程，透露《好天气》从构思到完稿耗时十余年，因叙事体量不断膨胀险些成为“未竟之作”。“写到第七年时，学生怀疑地追问小说是否存在，我不得不‘手术式’精简，才洗清‘骗子’的名声。”谈及书名更迭，他坦言，原名《咸水塘史》因地域文化隔阂引发北方读者困惑，最终从文本的“天气”意象中提炼出新名，“《好天气》更具普适性——小说里的烟囱烟雾、塘边人事，本就是关于天空、土地与人的诚实叙事。”

“苏童的语言太迷人了，他的文字结构有恰到好处的空间。”同为苏州作家的叶弥以“语言大师”盛赞苏童，“哪怕拿掉所有地标，你仍能认出这是苏童的文字，他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

读书博主赵健坦言自己是苏童的忠实粉丝，并提及这本书为读者阅读文学经典带来了新的阅读视角，“我很喜欢推广苏童的作品，好的文字需要更多人去传播。这个时代给了作家与读者一个面对面的机会，这样的文学氛围是永不磨灭的。”

当《好天气》的文字化作光影与声音，苏童的文学世界正以更立体的姿态，与跨时代读者进行对话。此次首发式以线上线下形式呈现，纸质书、微电影、有声剧多种产品面市，标志着凤凰文艺在文学IP运营上的创新突破。

江南时报记者 钱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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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新书上市半月，苏童再谈《好天气》ZT



澎湃新闻


五月中旬，苏童的新小说《好天气》终于上市。

这是苏童迄今写得最慢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篇幅最长、涵盖个人真实经历最多的一部。从小说在《收获》首发开始，许多读者就对这部“历时11年”的新作十分关注。


《好天气》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熟悉的苏童式诡谲美学”“前半本文笔惊艳”“苏童还是短篇更好”“即使不是杰作，也很有诚意”……单行本面世后，《好天气》很快引发了读者热议，有惊喜的赞叹，也有尖锐的批评。

对于这些，苏童全都坦然接受。

“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新书出来后，苏童在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

回头再看这11年，他感觉就像过了一次人生：中间无数次删减、无数次修改、无数次重头再来。和年轻时交出一部新作相比，年过六十的他郑重多了，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压力源于外界对他的期待，“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他也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作为一个作家，他有俗气的想法——觉得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他想象中的“大东西”。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


新书上市后，苏童在南京接受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独家专访 图：薛松

【对话】

“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到了咸水塘”

澎湃新闻：新书上市后我特别留意了读者的反馈，大家有说能在《好天气》里看到你过往作品的一些影子，比如住在香椿树街的人。你怎么看？

苏童：写《好天气》最初，我是想切断它与香椿树街的联系。我给新的地方取名“咸水塘”，地理上很清晰，咸水塘的一侧是塘西村，一侧是塘东街道。

但写着写着，不是我要写回去，是小说人物，比如“我”的母亲非要往香椿树街跑，我拽都拽不住，所以香椿树街又出现了。我本来是想在地理上都切断了——既然走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或者另外再造一条别的什么街，但那意思不大。咸水塘的人还是要进城，离城最近的那条街道，不叫香椿树街叫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在写作时发生的、小说的意愿。小说有它自身的意愿，跟你作家的意愿不一致。最后你听从了人物。


苏童手绘“咸水塘”地图

澎湃新闻：我也会想到你20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这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着什么关联吗？

苏童：有。你看所谓的“咸水塘”和“城北地带”，在地域上就是有关联的。在我心里，从城北地带走出去，就走到了咸水塘，而咸水塘的人要进城，也要走过城北地带。咸水塘是我在地域上把城北地带往乡村部分拓出去了一大块。所以你也注意到了，《城北地带》里的那些人物，那些街道上的小市民，有时候又活在了塘东街道。

澎湃新闻：比如香椿树街的王德基一家。

苏童：对，就像王德基这样的人物。当然我好多小说里都有王德基，但是他代表着不同的功能。这一次，我写到了王德基家的房子。我想《好天气》和《城北地带》的关联就是，我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了几十年，走到了咸水塘。我的心理是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把《好天气》看成《城北地带》的番外篇吗？

苏童：我写王德基的时候，并不是想写他的番外篇，只不过不想再给小说人物起新的名字。如果说《好天气》是《城北地带》的番外篇，那就是一个地理的番外，一个时代的番外，或者更多的是社会变革的番外。

但是小说人物其实没有太多的延续性。比如香椿树街上的其他居民，以前经常出现的绍兴奶奶，这次都有意地避免了。《好天气》里老中医家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我本来完全可以写成绍兴奶奶。所以，有的人物，我是告别的。

但是这个王德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告别不了，好奇怪。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人物，一个小市民。王德基在好多小说里都很正面，比如在《西瓜船》里，王德基是那个帮老太太找船的好心人。我一直舍不下王德基，不知道为什么。


苏童《城北地带》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研究话题。《好天气》从一个男人的回忆展开叙事，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少年的所见所闻。你在写作视角上有哪些考虑？

苏童：《好天气》的写作视角，我从一开始就想的是第一人称。有读者说叙事者“我”为什么忽隐忽现，有时候是一个人物，有时候只是一个视角。这是我给自己创造的关于“我”的自由。

“我”在小说中究竟承担一个什么功能？他当然是一个人物，但更多代表的是一个视角，一双眼睛。最早的时候，我设想中的“我”和“我弟弟”是同一个人，但写着写着，我把“我”和“我弟弟”分开了。“我”主要成为了一个视角。小说需要哥哥的时候，哥哥出现了，不需要的时候，就只是一双眼睛。这是我给自己的自由，关于第一人称的自由。


《好天气》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春卷》

澎湃新闻：你一直善于“少年视角”。60岁之后，你感觉笔下的“少年视角”相比过往有了哪些变化？

苏童：《好天气》这个小说里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少年，那就是“我弟弟”。他代表着一种善，一种纯真。这个少年大概是我60岁以后心目中的那个少年，他反而比以前所有的少年更干净，更纯真，或者说我对这个少年的形象要求更高，所以他变成了“我弟弟”。

说实在的，写作这么多少年，我真正最喜欢的，或者说沁出爱意的，就是《好天气》里的“我弟弟”。作家塑造一个人物，有时能写得惟妙惟肖，连毛孔都写出来，但是并不动情。然而在写“我弟弟”的时候，我怀着某种爱意。

我为什么爱这个人物？因为他有绿眼泪，他能在最坏的天气里通过那一双神赐的眼睛分辨出变形的人、真正的人。我想他身上寄托了一双真正美好的人打量世界的眼睛。因为这双眼睛，我爱他。

澎湃新闻：写《城北地带》的时候，你想着这是对自己“少年小说”的一个告别，但到了《好天气》，你又会不知不觉地回到过去。也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写到最后，还是会回到童年。你认同吗？

苏童：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我年轻时，写作也好，对于人物的理解也好，我从不认为我是迷惘的一代。我是过了60岁，才发现每当我开始写作，我反倒成了迷惘的一代，我要思考我自己的生活时代和小说写作。

比如我的“写作革命”。一个作家，写来写去写一辈子，不可以重复自己，但你又摆脱不了自己，所以需要一次次的革命。想到“我要写什么”的时候，我是蛮迷惘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抛弃王德基、绍兴奶奶他们，但是你看，写着写着，又忍不住回去了，很自然的。

现在我发现，所谓的“写作革命”不用自己去设想太多。预谋的力量、构思的力量，都大不过故事本身的力量。换句话说，小说人物的脚步，是你难以事先设计和丈量的，他有他自己的目的地，他上天堂就上天堂了，他进坟墓就进坟墓了。


苏童在《我在岛屿读书》谈到童年

“《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塘东与塘西，城市与乡村，生与死……它的内部结构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苏童：《好天气》的结构确实很工整，我之前从来没有小说是这样的结构，它基本上是一个坐标系的结构。比如“天与地”，天上的烟囱和地下的竹林；“左与右”，咸水塘的塘东与塘西；“生与死”，其实也是一直是对峙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结构也好，故事也好，包括两个招娣，两个家庭，都是对峙与冲突的。《好天气》内部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对峙与冲突。

到小说最后，青草消失了，与“生”有关的牛奶厂没有了，但人总是要死，丧葬的生意永远要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悲凉的人类处境与命题。


澎湃新闻：从《河岸》到《黄雀记》再到《好天气》，你对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心灵总是非常关注。

苏童：对。你看《好天气》是我所有作品里关注社会变革权重最大的一部，跟我以前的长篇小说相比，它往社会投射出更广阔、更深入或者说更焦灼的目光。

但个体的命运仍然是我小说中故事的动力，两个招娣，两个个体。很多读者跟我说，有一笔他们很喜欢，就是两个招娣有一天都去看香椿树街上的老中医，老中医一摸脉，说你们是一个人。

我自己也很得意那一笔。我想说个体的那种不能摆脱的民族基因、女性印记，它有某种一致性，但两个人在对峙的命运中又是如此不同：一个招娣因为在塘东，所以是工人，城市户口，另外一个招娣因为在塘西，就是农民，农业户口。

在老一辈人中，我们有无数的“招娣”，上海可能不太多，但在全国，到处都有名叫“招娣”“喊娣”“唤娣”“引娣”的女人，骇人听闻。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么一种文化，几代人背负的名字文化。

澎湃新闻：《好天气》像《妇女生活》那样写到了三代女性。你怎么理解女性生存境遇的变化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苏童：因为时代的发展，女性的生存境遇会有某些变化。但真正女性意识被唤醒的那一部分，其实是人的意识。这个意识要觉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文化、教育、见识。所以你不要指望我们祖母那一代有反抗，不可能，因为在她观念里女人就是相夫教子、生儿育女。那个年代女性的心愿就是为这个世界多留点孩子。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女孩不婚不育，这是教育、见识和个人意识觉醒的产物。

澎湃新闻：你会怎么看待现在很多女孩不婚不育？

苏童：我觉得特别正常，但我必须说实话，我不希望我女儿这样。所以都是分裂的。比如我的很多学生扬言这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孩子，我会尊重、欣赏。但当我是一个父亲，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做出这样的选择。可如果她偏偏就是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支持。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一个很牵动我的女性人物，好英。她卖了弟弟、受人欺辱、几次求死。对这个女孩我觉得很心疼，她当然做了一件错事，但她这个错又会让人觉得没办法恨她，她也很可怜。

苏童：好英这个人物，我很高兴你读出了同情，她做了一件非常残酷、离谱的事情，但是这个女孩是一个悲剧角色。我对这个人物的处理，其实寄托了一种女性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以一个激烈的方式兑现了。这个反抗引起了这个家庭的另外一个悲剧。

很多读者跟我说没想到这个结局，会以为是好英杀了弟弟，没想到是卖了弟弟。卖弟弟，这是一门生意，事实上也为姐妹俩后来从商埋了伏笔。当然这一笔我写得蛮狠的，两个女孩子，从小就敢卖弟弟挣钱。这个细节是小说从头到尾最冒犯的一个部分。

澎湃新闻：好英好芳这对姐妹的故事性也很强，但感觉这条线你是有所克制的？

苏童：原本小说铺展得很大，我有想过再往下写，写好英好芳衣锦还乡后的故事，但是最后收住了。还有一些笔墨，比如我原来设计的对峙与冲突还有“南方与北方”。我写萧木匠、黄招娣到了北方，另一个叫咸水潭的地方，挨家挨户地寻找一个小驼子，他们会遇到好多驼子，都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孩子。这部分我认为还有点意思，后来也被砍掉了。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写长篇小说，控制是一门技术活儿。小说从100多万字删到50多万字，还删去了哪些部分？

苏童：我之前还写到好莉想跟“我弟弟”殉情，写“我弟弟”纯真到这种程度——她让我死，我就陪她死。但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殉情故事，因为好英的跳塘已经写了很多细节。这个小说我写了11年，经常写着写着觉得不好，就删掉了，还有的是回头看的时候删掉了。

澎湃新闻：写这部小说，哪些经历是你从未遇到过的？

苏童：这是我写得最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两三年，不知道为什么，状态特别不好。或许也因为我的个人习惯。那两三年我经常在外做驻市作家，比如我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个月，在莱比锡住了三个月，在新加坡住了三四个月，还在香港岭南大学住了四个月。我当然也得写东西，但任务很轻，有时只要发几篇微博，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写东西。但是好奇怪，我在那些地方写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几十万字，回家一看，都不过关。那几十万字也是我后来丢掉的一部分。

这有点奇怪。有的作家无所谓，在哪里写都一样。但是我不行。我感觉我只要漂泊在外，写下的文字也是漂泊的，读起来也是离散的。我必须在我自己习惯的书房里安定地写出来，感觉那才是我自己该写的东西。

澎湃新闻：自己这一关是最难过的？

苏童：对。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回头再看这整个11年，就像一次人生。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疫情那几年正好是一段宅家写作的时间，我写得比较密集。

澎湃新闻：长久以来你的短篇备受赞誉，你现在会怎么面对这样一种声音——“苏童还是短篇写得好”或者“苏童的长篇不如短篇”？

苏童：我一直说，我写短篇小说，是为我写的，而我写长篇小说，是为苏童写的。苏童，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身份。我自己的生理性、个性，适合写短篇。但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有蛮俗气的想法——我认为一个作家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在这方面，我也不能免俗。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我看到一个读者说他对苏童老师充满了敬意，因为作为一个写短篇比较舒适的作家，他交出了一部有诚意的长篇小说。

苏童：要有一部“大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俗气的想法，但可能我的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他喜爱的东西，有他想要的某种辉煌的东西，他老臆想着写出一部惊世之作，当然也总有遗憾。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尽管它还是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我原来想象是写百万字的。但这个时代，百万字的东西，我估计都没几个人看，可能只有我的编辑咬着牙看完，一边看一边想“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现在也已经够长了。好在它好看。

澎湃新闻：你后面还会继续写短篇或中篇小说吗？

苏童：我现在还没休息够，你想我11年折腾这个长篇，最近还处在放空的状态。中篇小说我估计不会再写了。既然说是舒适区，我情愿睡一个最好的沙发是吧。短篇小说就是我的沙发。


苏童短篇小说自选集《夜间故事》

作家的变化有时是一种本能

澎湃新闻：当今天的你再被问及“先锋”，你会想到什么？

苏童：创作的道路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一般说道路向前，但有时创作道路的变宽反而在于后退那么几步。我所谓的“后退”，就是不那么先锋。

具体来说，我写《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甚至到《我的帝王生涯》，我的故事都是打碎的，整个叙事情节基本上没有线性的东西，是块状。用色彩来比，它是一块一块的。

到了某一个阶段，我开始退回我们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白描，不再用色块去考虑小说的构思，而是完全用线条，一笔一笔地勾勒。然后我也突然发现讲故事的乐趣，这是青年先锋时期不屑做的。当我捡起白描，捡起故事，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开阔。但是我对那种充满探索精神的文本还是充满敬意的，只是很难持续。

创作其实也是一种生产力，它是否能持续，跟你选择的写作手法有关系。我发现传统是有力量的，它是可扩张、可生根、可开拓的，它的疆域反而是大国，反而比看起来天马行空的现代派小说更广阔。

我现在对传统的尊敬发自内心，就像我青年时代想天马行空，想标新立异，也是发自内心。但一个作家会有变化，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创作手法，他的变化都来自他内心的某种召唤。又或者说他有一个方向感——哪个方向最亮堂，最开阔，能走到最远，他又会往那走。有时也是一种本能。


苏童小说代表作


苏童作品系列（2020）

澎湃新闻：你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可持续的作家的意义，要大于做先锋作家的意义。

苏童：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当时那一代所谓的“先锋作家”，每个人的东西都是青春期的荷尔蒙的回忆。荷尔蒙在创作中也会发挥作用。往往是青年时期的，很旺盛，注定是想造反，造文学秩序的反，造故事的反，造寓言的反。

但是造反不能造一辈子。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时你想造反、想破坏的那个东西，它是多么美妙。等于说，原来想革别人的命，后来被别人革了命，就是那样的感觉。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学手法，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后来，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做出了选择。就像《好天气》，它注定是两个招娣的故事，注定是咸水塘的故事，它注定选择这样的笔法。

澎湃新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持续”三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你早已成名，大家会对你有更高的期望。

苏童：“可持续”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大家都会用进化论的视角看待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应该越写越好，或者一直保持着某种旺盛的创作力。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感觉，创作力和身体很有关系。青年时期的作品，你回头去看会看到很多问题，但你也能看到那种激荡感，那种荷尔蒙。年纪大了以后，五六十岁以后，荷尔蒙在作品中消退了，作品会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它更真实，也更深刻。

比如你看《城北地带》，明显是有荷尔蒙的对吧，但是《好天气》里没有了。《好天气》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种沧桑在讲一个故事。

澎湃新闻：越到后面，交出新作时会不会越有压力？

苏童：肯定是带着压力，但你只能带着压力写作。我作为青年作家的时候是没有压力的。先锋作家写小说有什么压力？可能唯一的压力就是怕别人说你庸俗。

现在的压力是，你有那么多铁杆的读者，你会觉得一部作品的面世始终伴随着隐形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当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

澎湃新闻：60岁以后，你的生活重心除了写作还会放在哪些地方？

苏童：重心还在写作。

澎湃新闻：除了写作就没别的了？

苏童：其他的都是休闲。比如我养花弄草，在院子里做园丁。说实在的，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写作。我相信花草能够提炼空气，让你闻到大自然的气息，同时也是在锻炼身体。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单调，要不然就是给学生上课，就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视频时代、流量时代，作家的处境，或者说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可能也在发生变化。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苏童：今天，一个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形象、你的言语，甚至你的声音，都会对你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有所破坏。我这个人比较挑剔，对我不喜欢的作家形象或者说话声音，我就不爱看，也不爱听。但是今天作家必须全方位地暴露给大众，这都是新的课题。所以你要问我，我更愿意回到过去。

澎湃新闻：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镜头。

苏童：你怎么看待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除非你真能做到决绝，拒绝所有碎片文化对自己的侵扰。中国我想只有两个作家做到了决绝，一个是王安忆，一个是残雪，她们基本保持了说“不”的生活方式。

每个作家都是这样的：一部分的他是被别人看见的，一部分的他是自己的秘密。他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别人进不去的。但是今天的绝大多数作家，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不停地在出镜。

比如我的编辑还在帮我做短视频，我自己是不要看的，我害怕看见我自己，但是为了配合营销，我不得不做一些本身很抗拒的事情。这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任何时代的生存都不可能让你尽善尽美。按我的心愿，一个作家跟读者的联系，最好就是一封信，我愿意回信就回信，不愿意回就不回。

但今天，作家很像在表演，他要把自己好的那一面表演给大家看。但是一个作家好的一面能有多少呢？读者看了你的短视频，喜欢你的人又有多少？我也一直在说服我出版社的那些小伙伴，我说你们不要认为每天刷到苏童是一种成果，我说从另外一方面去想，那是一种最大的失败和悲哀。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作家会遇到这样的处境，今天还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澎湃新闻：这样的处境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苏童：会让你的生活有一种破碎感。这种破碎感你必须面对，你得经营这一堆碎片，是吧？

我有时会想到我们青年时代的写作，基本一张破桌子，一个蓝色的塑料台灯，很多作家就这样写，然后交给杂志社、出版社。他文学道路中要打交道的是那几个编辑，是几个文学爱好者，他们看完你的作品，说这个牛，那个不好。也会突然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来信，告诉你他在什么场景下读了一部作品，产生什么样的感触。那时候作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原始，那么简单，那么美好。

但它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作家要打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形象，他被卷了进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说不，势必就会身不由己。你不停地在捡自己的碎片，越来越多，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你只能持续地捡下去，捡的时候还要保持合适的身段，保持所谓的大众形象。每个作家都是这样。


苏童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发自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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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人生风风雨雨，总会迎来好天气ZT


新民晚报


对于文学影视化改编热潮，他说“水都会交汇，但又井水不犯河水”，他坚持文学写作的初心。
苏童26岁时发表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4K扫描修复版曾于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了亚洲首映。对于文学影视化改编热潮，他说“水都会交汇，但又井水不犯河水”，他坚持文学写作的初心。这位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双奖得主今年62岁，近期他推出了自己的全新长篇小说《好天气》。
2025年6月15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
少年视角 故乡叙事
苏童是公认的“短篇之王”，《西瓜船》《拾婴记》《白雪猪头》等堪比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中篇《妻妾成群》，长篇《河岸》《黄雀记》等同样声名远播。

许多年前，苏童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文集《少年血》，封面上他留下这样一段话：“我知道少年血是黏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少年情结是苏童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稚朴、向往、迷恋，少年的血在血管里不安分地流淌着，所有这些都不同凡响地构筑了苏童小说中的人文景观。
苏童自1984年发表《桑园留念》以来，便运用少年视角这一叙事策略，持续了几十年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少年视角观察世界的方式。

苏童题词
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四十年之后，苏童仍对文学抱有野心和欲望，他一直在尝试突破，但早已经不在“先锋”的赛道上驰骋，昨日的冠冕已经随风而去。早期以短篇为主，年少成名，锋芒毕露，他称之为青春期，《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奠定了他先锋文学作家代表地位；中期长中短篇兼顾，他称之为中年期，虽然那时还很年轻，却诞生了《妻妾成群》《米》这样的经典之作；后期减少产量，主要写长篇。《好天气》更是历时11年创作完稿，从100万字删减到47万字，才完成发表和出版的过程。

《好天气》仍是以少年视角开启文学宇宙。开篇即是以少年“我”的祖母写起，到弟弟的出生，故事的大幕才真正开启。双雪涛说，余华和苏童都写过好多少年视角的书，少年是半成品，半成年，他有一些趋势的东西，也有一些迷茫的东西，有一些想进入成人世界、快些进入成人世界的欲望。当你变成成人的时候，就发现成人是个特别奇怪的生物，成人世界有时候是个荒谬的所在。但是大家都安之若素，并且逐渐遗忘少年时的自己，似乎成年之前的生活只是个梦。
《少年血》《城北地带》里爱游泳的达生、有视网膜疾症的轩、骑滑轮车的猫头，还有小拐、红旗、舒工、舒农，直至全新长篇《好天气》里的邓朝阳、邓东升、萧好福、萧好莉，他们都是以少年口吻在描述这个世界，努力复活另一个自己，在文学的世界里再走一遭。
说起少年视角的由来，苏童说，我和余华从小的生活环境一样，都是街头少年，余华早期的作品，我读后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所散发的气息，这也是我和余华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
儒雅绅士 擅写女性
一株醒目的红枫，四周围着桃树、梨树、杨梅树、橙子树、枇杷树等，像一个私人的植物园。院子里遍植绣球花，如蓝色的无尽夏、粉色的夏洛特、多色的魔幻革命，再加上东洋杜鹃、海棠花、三角梅，每逢盛花季，整个院子繁花似锦。池塘里养了数十尾锦鲤，它们在清澈的碧波中轻盈游弋，所到之处，涟漪轻漾，仿佛是时光流转的痕迹。
苏童在不外出时，每天都要到院子里莳弄花草，浇花施肥，给锦鲤做水循环。他说，这个院子其实是后花园，比其他人家的大许多，紧贴着小区院墙，所以，能多种不少花花草草。“我现在长年蜗居在自己的小楼里，读书、写作、朋友聚会，没有什么野心，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除了写小说，这几年苏童开通了自己的视频号，还频繁上起了文学综艺节目。视频号上发布的第一条视频，是一段自我介绍：“很多人看完我的书，以为我是个女作家。”事实如此，现在很多年轻读者在没见过苏童本人之前，仍会有这样的错觉，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妻妾成群》里与世俗抗争的颂莲，《碧奴》里以孟姜女为原型的碧奴，《红粉》里的秋仪和小萼，《妇女生活》里的三代女人娴、芝、箫，这些女性有的艳若桃李，有的冷若冰霜，有的独立刚强，有的清纯明亮，她们在苏童的笔下生动而鲜活，难怪被称为“最了解女人、最擅长写女性的作家”。莫言也说，“苏童作品中对女性的把握，是天生的。他对女性情感的把握准确，是我望尘莫及的。”
而上文学综艺节目，让他不再躲在文字背后，而是直面读者，让所谓的神秘感消失，真正建立起与这个世界、与读者的联系。他并不讳言自己与外界的联系，而是积极主动伸出双手迎接新事物，“我觉得都是有效的，也是唯一神圣的。”

上综艺多了，直播节目做多了，他也会感到疲倦，在新书出来之前，他已经对上节目心生“畏惧”，但又架不住出版方和朋友的一再劝说，一次次退缩，一次次成行。他不是一个擅长拒绝的人，永远有着孩子般的纯真。他经常说余华是个超级大网红，有着巨大的流量，他和莫言还有余华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共事过，“每次余华接受采访都会提到我们，我们成了他身边的两个‘词语’”。而他不知道，成为超级大网红的余华被网友描绘成“潦草小狗”，他自己成了衣着精致的“雅痞绅士”。这样对比鲜明的两位作家，几十年来竟成了文坛的最佳拍档。
时代风云 文学原乡
自《黄雀记》获茅盾文学奖后，苏童鲜有作品出版，更多的是作品再版和经典作品结集出版。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全新长篇《咸水塘史》的创作中。从20万字到80万字，紧接着，又写到100万字，直到2024年年末，他又将100万字砍到47万字。这一晃就是11年，11年里，《咸水塘史》一点点垒高，一点点溢满，然后又沉降下去。他说，他砍掉最多的是另一个咸水塘的故事。“原来，我要写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咸水塘，书中失踪的孩子成长的地方。但后来觉得太冗长了，所以又拉回来，只讲南方这个咸水塘两岸的事。”

2025年春节前夕，《咸水塘史》完稿，名字变成了《好天气》。苏童说，好些朋友反映“咸水塘史”这个书名太宏大太沉重，曾经想过用书中篇名《白天气》，美国作家德里罗有一部作品叫《白噪音》就挺好的，但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够，不能概括整本书。直到有个学生提到《好天气》这个书名，突然就觉得很好，是一个有好兆头的书名，“不管天气好坏，我们都随身携带一本《好天气》”。
本文作者根据《好天气》中的意向手绘向日葵
《好天气》讲的是两个同龄孩子的故事，通过两个同名母亲展开。咸水塘东岸的孩子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但毫无心计，经常跑到塘西玩，恰好塘西的同龄孩子丢了，塘西的妈妈便以为孩子回来了，于是闹剧频出。最后，孩子找回来了，所有人都不确定是不是当年走失的孩子，但既然回来了，就是阖家团圆了。时来运转，塘西这户人家迎来了新机遇，不仅贸易走向海外，还创办了公司。而塘东这边的同龄孩子则成为塘西人家的司机。
二十余年的跨度，《好天气》像一部史诗，记录了从古典传统的20世纪70年代到外资进驻的90年代，涵盖了社会飞速发展时期的蛛丝马迹，充满了年代感。书中城乡接合部的水泥厂、炭黑厂、硫酸厂等导致了白天气、黑天气、酸天气等，从而引发人们身体上各种奇怪的病症。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环境环保的意识增强，城乡接合部也迎来巨变，最终，人们都迎来了好天气。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就是，作品是在抒情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有意思的是，这次苏童又将他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进行了无缝植入，书中写到“我”的母亲在遭遇咸水塘的各种糟糕天气之后，去香椿树街看中医，这才发现离咸水塘不过八百米的香椿树街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是真正的好天气。
作|者|手|记 “文学的仆人”
苏童曾经说：我只不过是文学的一位忠实仆人。《好天气》交稿后，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用紧张，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他用毛笔手绘了一张《咸水塘地图》，他说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有了这张图，我们可以窥见香椿树街不远处的景象，以及这里发生的怪诞往事。

苏童手绘《咸水塘地图》
为了赶制周边，我们的文创团队说要是有苏童手绘地图那样的画就好了。因为实在不好意思再请苏童老师画插画了，于是，我使出浑身解数，连夜绘制了几幅插画，有向日葵，有白蝴蝶，都是书中的意象。又画了几张苏童老师的肖像，总觉得不满意，人像是最难画的啊。最终，一张面带笑容的速写出来了，和其他几张表情凝重的相比，这张轻松活泼，少年感满满。画完有些忐忑，连夜发给苏童老师，没想到很快就收到点赞的反馈。
本文作者手绘苏童像
夜晚，花香馥郁。想起自己看完《好天气》后脑海里涌现出的一句话：人生风风雨雨，总会迎来好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