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韩寒神话与当代反智主义ZT

admin

肖鹰：韩寒神话与当代反智主义ZT


2012年1月中旬至3月中旬，由IT人士“麦田”的博客文章《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引发了以网络为平台，以博客和微博为基本形式破解媒体塑造为“文学天才”、“当代鲁迅”、“意见领袖”的“韩寒神话”的网络运动。



笔者认为，这次韩寒神话被质疑和破解，有两重意义：（1）它是批评理性对以微博为基本载体的网络公共文化的正面介入，是微博和博客自媒体从非理性的娱乐交往走向理性交往的一个转折点；（2）它对一个长达13年的“人造神话”的破解，标志着在20世纪90年代被中断的当代中国理性启蒙的重续。



本文的主旨，不是论证“韩寒作品代笔”，而是在阅览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公共媒体发布的可靠资料和举证的基础上，对“韩寒神话”做一个文化背景的梳理。主题是试图揭示：当代中国文化在过去13年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在常态社会中不可能产生的“韩寒神话”。







引言：“反智主义”概说







“反智主义”是对英文单词“Anti-intellectualism”的翻译。据维基百科解释：反智主义是对知识、知识分子和接受教育的敌视、怀疑态度，它通常表现为嘲弄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认为它们是无用的而且蔑视它们。



在人类文化历史运动中，反智主义与尚智（in-tellectualism）有着复杂的矛盾，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反智主义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美国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 1963年出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研究反智主义对美国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该书1964年获普利策图书奖，“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因而走红。华人学者余英时在1976年发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研究了“反智论”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特别揭示了法家哲学的反智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深刻影响。



美國的反智傳統，遠足文化2018，点图获取电子版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道家和法家具有明确的反智主义主张。“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治邦，邦之贼也；以不知治邦，邦之德也。”（《老子》）这是道家反智主义的典型言论。老子是从政治权术的立场主张反智的。但是，庄子发展了道家另一个方向的反智主义，即对僵化理念和教条的质疑，认为经典是“古人之糟魄”，主张超越有限知性去感悟、体验个体与世界的无限统一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逆于万物”）。余英时称之为“超越的反智论”（transcendental anti-intellectualism）。



庄子的“超越的反知论”对于警惕和反对经典崇拜和权威专制，保持文化活动和生产的现实感和创新力，具有必要而积极的意义。韩非是法家的反智主义的集大成者，“反智论发展到韩非才圆满成熟，化腐朽为神奇”（余英时）。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韩非《五蠹》）韩非的反智主义是古代秦始皇焚书坑儒思想的来源，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权术思想的原点。



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反智主义浪潮。一次是10年文革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下“打倒臭老九”（打击和摧残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树立的反智主义标兵是1973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另一次是上世纪末延续至今的反智浪潮，它的当代性表现为消费主义和文化资本共谋，其标志是1999年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



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和公知学者的犬儒主义是造就“韩寒神话”的两大基因。前者需要的是“另类成功”偶像，后者需要的是“自由代言”英雄，超越真伪是非，“天才韩寒”就成为1999以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神话。



1973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和1999年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都在各自的时代代表着当代中国反智文化主潮。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但都被自己的时代树立为“反潮流的英雄”。







一、“白卷英雄”的幽灵不散







文革10年，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文化记忆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今天重审1973年的历史，那个因为声称“历史清白如洗，个人表现胜似黄牛”的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只得6分的理化高考卷背面写出那封信《致尊敬的领导》，初衷只是向招生部门表示自己因为忙于生产队长的领导工作而失去了复习备考时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然而，这封本是“几乎交白卷”的知识青年张铁生为自我上大学求情的信，却被毛远新、江青一伙改造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而张铁生本人则被树立成“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此成为反文化的“革命符号”：读书不仅无用，读书而且有罪。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就是生产力”（民间语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制度的恢复，以考试分数而不是以政治表现作大学录取标准，是对“读书有用”的制度性肯定。与此同时，以“自由”、“民主”、“理性”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的文化启蒙也以重续“五四精神”的路线展开。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



度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令举世瞠目的中国经济崛起和娱乐明星主导的大众文化市场这两领域的辉煌拓展反衬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末世沉寂。当知识界的衮衮宿学在清寂中以“学术登场，思想退场”自诩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识者将这个“非知时代”归因于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意外转轨。



然而，如果我们熟悉王朔的“痞子文学”早在80年代后期就为下一个时代的反智主义兴风作雨的时候，就会懂得，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呼喊出的并不只是某个边缘群体的不平和抗议，而是在重续“白卷英雄”的反文化精神遗产。在王朔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在“指证”文革理念：知识者最愚蠢，无知者最聪明，反智者最英雄。王朔小说的英雄“顽主”如是说：“您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



20世纪最后10年，在一切领域都当称“繁荣”的中国社会，理想主义的溃败和批评理性的瓦解不仅很少被人觉识，相反，却被许多掌握着特殊话语权的人视作社会进步、民众福祉。老作家王蒙将王朔的小说意旨释读为“躲避崇高”，并加以推崇，实际上宣告了90年代中国文化的粗鄙化是上下同流的，而非仅是底层潮变。然而，拜金主义可以开拓文化消费市场，却不能提高社会文化品质；犬儒主义在躲避崇高的时候，滋生的并不是个体生活中的自信独立，而是价值失落之后的迷信茫从。







二、“不读书”：

反智时代的“天才神话”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当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自上而下都在呼求“天才”和“大师”的时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基本价值和理念缺失的精神饥渴症反应。



不仅基于本雅明的神话学原理，而且也基于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在1999年的中国，当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提交仅用一个小时完成的、引经据典贯穿全篇、文字老道考究的千字文《杯中窥人》的时候，一个被期望中的“天才”就登堂入室了。参赛者韩寒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杯中窥人》，无论从语气文风、知识引用，还是从思想观念看都与1999年的文化语境不相通，更与常识中的一个17岁的高中学生情趣意识不相通。






作为一个曾对当代文学史有一定研究的学者，我认为《杯中窥人》更属于80年代早期文化热的语境，而且写作者的心态更近于一个曾经沧海的中年作者。在1999年阅读此文，我质疑的不是该文的真实作者身份，而是这一篇以掉书袋为长的作文何以被评为“新概念作文”标杆。准确讲，《杯中窥人》无论对于17岁的少年，还是对于1999的中国文学，都不是“新”，而是“旧”。



然而，2000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在这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小说的主题是描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因此被出版商包装为青春小说。这位17岁的高中生据称在一年的学习期间完成此书，却引用了50余部中外学术、文学的历史典籍，其中包括《尚书》、《论语》、《左传》、《史记》、《管锥编》等具有专业难度的著作，而且其引用并非泛泛而引，是表现了作者对所引文献在一定程度领会之后的“化用”。



在出版《三重门》的时候，韩寒因为连续两年7科不及格（包括语文在内）在留级重读高一一年之后，被迫退学。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杯中窥人》的作者，韩寒以17岁辍学的高中生出版这部包含着“巨额知识”的《三重门》，无异于对中国教育和文化投放了一枚颠覆性的炸弹——它不仅在“偏才辍学生”和“文学天才”之间划上了等号，而且直接成为反对广受社会诟病的“应试教育”的“不读书的天才英雄”。韩寒神话的第一口号是：“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



更重要的是，因为《三重门》的出版，作者韩寒“被认证”的不仅是非凡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只有神童才可能具有的远超年龄的知识掌握和表现力。但是，不仅父亲韩仁均的公开表述在描绘一个写作《三重门》之前一年还几乎不读书的“玩童儿子韩寒”，而且韩寒本人也多次宣称自己不读书，“不读四大名著”。因此，韩寒出版《三重门》，不仅直接抨击了普及教育的“应试教育”，而且对“知识与能力”的学习规律也是毁灭的——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学习的意义。



与“白卷英雄”异曲同工，作为“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在1999年再次为“读书无用论”正名。“读书无用”，因为有“不读书的文学天才”。这对于一个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具有蛊惑力的口号。而对于许多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的学生和家长，这“不读书的文学天才”，无异于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福音。



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功利主义、文化造星和全社会的反智心态，共同为韩寒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准备了土壤。我们相信，历史再重复一次，这个“韩寒神话”也完全会如期重演。问题在于，将韩寒直接扶上“天才神坛”的，并不是擅长于流行偶像造神的娱乐市场，而是当时以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身份集聚起来的包含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内的全国著名的文学教授、作家。



作为当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之一，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曾表示：

“读罢《三重门》，愈发使我感到惊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



显然，《三重门》作者表现的非少年的心理和语言的成熟，令熟悉少年作者作品的曹文轩教授“吃惊”，但是，他又说：

“他（《三重门》作者）是觉察到了自己的智慧——有智慧在助他。有了智慧，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



我们据此可以判断，以作家和文学教授的眼光，曹文轩教授从《三重门》作品本身，“已几乎不见（作者）孩子的踪影”，“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但是因为在视作者韩寒为“文学天才”的语境下，“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本来可以展开的对作者真实性的质疑立即转化为对作者天才的迷信。



曹文轩教授对《三重门》作者超年龄的“文学天才”的认定，应当代表着当时认证韩寒为“文学天才”的作家、教授们的普遍意识。我们不怀疑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在1999年的反智文化语境下，正常的文化逻辑和学术理性被虚拟了，在面对韩寒这样的“特别案例”（另类）的时候，这些作家和教授们对作品的判断是受控于超作品、超文学的“天才饥渴”语境的。在这个语境中，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改写了个人判断密码，在对于一切可能的“天才迹象”的求证中，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作为绝对指令植入个人意识深层。



在曹文轩教授的《序言》中，《三重门》表现出的成年人的成熟、深刻和智慧被视作为作者超常的文学天才被赞赏，在“求天才心切”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个16岁的高中辍学生，不仅没有证据表现出必要的知识储备，而且没有时空条件保证其写作中对这些知识的检索和引用。



如果一个有文学创作和批评经验的作家和教授没有放弃最低限度的质疑意识的话，应当提出的关键质疑是：以韩寒的特殊经历，“一个不读书的天才”，在一年高中学习期间，在20万字的《三重门》写作中如此熟练的引用“巨额知识”究竟如何可能？而且，从其最近公开的《三重门》手稿视频图像可见，韩寒“写作《三重门》”的“原始手稿”如同誊清稿一样整洁——17岁少年创作一部引用“巨额知识”、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年高中生学习时间完成，“一次定型”（韩寒自叙语），这作者是神吗？



其实，如果不是基于迫切“认证”《三重门》作者的“文学天才”，一个熟悉文学史的作家和学者可以做出两个判断：第一，《三重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远非上乘之作，它不仅没有表现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麦田守望者》等真正天才之作的作者所禀赋的非凡的文学才华和独特深邃的人生感悟力，反而因为它的作者极度填充和炫耀知识，使一部“青春小说”弥漫着严重的冬烘陈腐气息。



第二，《三重门》的文风和手法表现，不仅缺少少年天才之作的才气和青春活力（“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而且就是作为“出自于成年人之手”的作品，也绝不是20世纪末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产物，它的作者无疑是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学环境中滋养定型的，是当时的文化热熏染成熟的小说家，他的心态被这个时代定格了——这不仅表现在《三重门》从语气至叙事手法都严重模仿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而且表现在作者在小说中苦心罗织和炫耀“巨额知识”。



从80年代早期的文化热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先锋叙事、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身体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写作等等思潮和手法演变，这些都没有在《三重门》中留下痕迹，它的“17岁的作者”犹如一个封冻在80年代文化热中的仿钱钟书作家，知识、观念和文风都如此封冻着，这样一个“少年作者”，如果说是一个书虫式的仿古作家还可以，何谈“文学天才”？



因此，如果当时给予《三重门》一份负责任的文学史鉴定，“文学天才韩寒”的神话就无从谈起。然而，当时惊讶于《三重门》作者的“少年老成”的时候，那些负责“天才识别”的作家和文学教授们偏偏遗失了对其的文学史鉴定——这本来是鉴别天才的基本维度。



在安徒生童话中，那些聚集在一丝不挂的皇帝面前的大臣们，极力见证“皇帝的新装”，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识。在20世纪末中国的反智文化语境下，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轻易地逾越了社会质疑和文学识别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中。



一个严重事实在过去13年的时间中没有被警觉：“文学天才韩寒”并没有继续表现他在《三重门》中的创作能力和超龄学识，他成名后前期“转青春风格”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很普通、甚至相较同龄作者更为低水平的文学写作能力，而其后期的博客文章所表现的从文字到观念上的“粗痞化”更与《三重门》的作者判若两人。



然而，博客的兴起为“文学天才韩寒”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80后意见领袖韩寒”、“自由公民韩寒”、甚至于“当代鲁迅韩寒”从“韩寒博客”走出来，进入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成为“现在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的影响力都赶不上”的“青春偶像韩寒”。







三“不学为知”：

反智时代的皇帝新衣







“不读书的天才韩寒”的“成功奇迹”，就韩寒本人而言，并没有促使他通过非学校教育的勤奋努力，真正变“差生”为“高才”，而是为其玩世讽学提供了“专利”，在韩寒正式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中，大量散布着嘲弄、谩污和恶搞文史知识、羞辱教师、学者和作家职业的言论，以“不读书的天才韩寒”神话贬损和否定教育、文学的文化价值。



下面试举三例在网络流传极广的“韩寒语录”：

我到现在都一直在庆幸自己没去上大学，而且我觉得高考是一定要改革的。我将继续不遗余力的说高考和大学的坏话。我很早前就说过，现如今的大学像妓女一样，只要有钱，全国所有大学都乖乖排成一排随便你点，想上哪个上哪个，愿意多花点钱甚至可以几个一起上。氛围不同了，别再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十几年前大学生还吃香，但那一批已经是绝代天骄了。所以，还是抓紧时间学点真本领和真手艺吧。（《韩寒炮轰今年高考作文题“不仅傻而且蠢”》．人民网．2007.6.11.）



教师不吃香而家教却十分热火，可见求授知识这东西就像谈恋爱，一拖几十的就是低贱，而一对一的便是珍贵。珍贵的东西当然真贵，一个小时几十元，基本上与妓女开的是一个价。同是赚钱，教师就比妓女厉害多了。妓女赚钱，是因为妓女给了对方快乐；而教师给了对方痛苦，却照样收钱，这就是家教的伟大之处。（《三重门》）



文坛算个屁，矛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人家这边早干的热火朝天了，姿势都换了不少了，您老还在那说，来，看我怎么手淫的，学着点，要和我的动作频率一样，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淫坛。……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2006.3.2.）



这些言论，被某些“公知”意向性地解读为反对应试教育、抨击文坛腐败，因此将韩寒追捧为特立独行的反应试教育的“英雄”，反文坛腐败乱象的“批评家”。近日“挺韩”代表人物、原《南方周末》评论员 笑蜀（陈敏）在《人物》杂志发文说：

“以韩寒考场上的失败为理由，尤其以韩寒对反智教育的抵制为理由，来指控韩寒反智，何其荒诞。这种知智不分，这场把考分、把学历当智慧来炫耀，把反智的传统应试教育当作智慧的主要源泉加以捍卫的荒诞闹剧，本身就是愚昧，本身就是反智。”



他进而宣称：

“对韩寒的这种不公平，实际上对整个差生群体的不公平——韩寒的背后，站着的是千千万万所谓差生，总量之大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种族。韩寒事业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被视作所谓差生的希望。”



作为往日捧韩和今日挺韩的代表人物，笑蜀显然代表了在此次事件中部分“公知”无视事实、混淆是非的立场。差生不等于反智；差生辍学，通过学校外的奋斗努力获得巨大成功，更不是反智。反对应试教育弊端，不是反智；以个人的偏才、特长抵制扼杀个性的教育模式，更不是反智。批评韩寒反智，既没有人“以韩寒考场上的失败为理由”，也没有人“尤其以韩寒对反智教育的抵制为理由”。



殊不知韩寒本人迎合和张扬的正是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极端功利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糅合的反智主义思潮，一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读书无用论”——“不读书的文学天才”的“另类成功”神话和梦想。不仅如此，如上文三则引文显示，由“文学天才”华丽转身为“意见领袖”的韩寒，在以博客为主要载体的公共文化表达中，把反智主义张扬为一种亵渎文化教育的流氓粗鄙的话语权力和语言暴力。






准确讲“韩寒反智”：（1）自我吹嘘并参与制造“不读书的文学天才神话”；（2）恶性嘲弄并且彻底否定教育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抵制教育和诬蔑教师职业、文学创作。长期以来，韩寒不断宣称自己不读书，尤其不读中外文学名著，甚至狂妄宣称“我不读文学史，我就是文学史”。从既已公布的诸多证据表明，作为一位连读两年高一、两年都7科不及格（除体育以外，包括语文、英语、历史在内所有文化课均不及格）的高一辍学生，韩寒确是一个不读书的“差生”，而且他在回应“代笔”质疑中的所有文字和视频表现，均缺少普通高中学生应有的文史知识和水平，开口就错，出尔反尔。



然而，这位“不读书的文学天才”却又是引经据典、一小时内一挥而就的千字文《杯中窥人》和包涵“巨额文史知识”、在一年学习期间“创作”的20万字长篇《三重门》的作者。这表明什么？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不读书的韩寒”不仅是“天才”，而且是“天知”。我们承认有文学天才——超越常人的感悟、想象和表现力的作家，但是，我们不能承认有天知——不学而知。除非，我们要打破理性，承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人，而且有神。



在博客中，韩寒先是以文学批评、继之以社会批评的“另类批评家”形象出现的。2006年，当他针对批评家白烨否认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价值写出的《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问世的时候，被震动的不仅是“腐而且败”的当代中国文坛，而且是正在兴建的以网络为基本媒介的整个中国公共空间。



阅读这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你会发现，全文并无传统文学批评论争的理性和逻辑，它没有论述、甚至没有论据，它的全部力量都集聚在它的工整而充满语言颠覆力的标题中。这篇文章奠定了“80后意见领袖韩寒”的“文化－社会批判”的策略和话语逻辑——它的力量来自于话语扭曲产生的爆破力，它表述的只是常识和公理，但它在非逻辑的语言狂欢中表现对被批评对象的肆虐和反叛。



因此，读韩寒博客文章，各阶层的读者都会获得异常的欣快感受——虽然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在知性层面传达的只是常识，但是它们的确让阅读者在似是而非中感到亵渎权威、挑衅权力的“另类话语狂欢”。



在2012前的最后5年中，以“文学天才”打底的“80后意见领袖韩寒”（别称“自由公民韩寒”和“当代鲁迅韩寒”）的成型和成功，既是与这期间整个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的泛文化扩展分不开，在韩寒背后的商业集团和媒体都看好并在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个“青年偶像”的包装、塑造；同时，又与在此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在全面商业化、功利化中的批评力丧失相联系。



“不读书的天才”韩寒能够成为这期间的“意见领袖”，深层的原因是知识分子退却留下的非理性批评冲动的社会需要——实际上是非理性话语狂欢的需要——为韩寒的“意见领袖神话”提供了现实土壤。问题在于，在个人与媒体之间的不对等，在批评理性与媒体资本逻辑之间的不平衡，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博客为平台的“神话韩寒”——“韩寒博客”被捧成了话语神坛，它所发布的博客文章，哪怕全文只有一个“喂”，所在网站都会将该“文”推荐到网站首页，而且点击率就是数以百万计。在这个以点击率为影响力的博客时代，“韩寒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就造成了。



在这个“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意见领袖”的时代，是社会批评理性被媒体传播逻辑取代或操控的时代。作为“自由公民”偶像，韩寒形象的自我悖论表现为：他的“自由言论”培养的支持者（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却多以对偶像“韩寒”的无条件的“忠诚”和“捍卫”为前提，当这些韩粉们对于韩寒的异议者总是施以网络暴力围攻的时候，我们看到，伴随着“韩寒的自由批判”，是编织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的“不可战胜”的“韩寒恐怖”。



在这次质疑事件中，韩寒的重要支持者、出版人 路金波 就以微博言论威胁坚持质疑韩寒的方舟子，

“许多大腕都怕方舟子，因为1耗不起时间、2多少都有把柄、3老方确实有大批粉丝。但是他招惹韩寒就错了，因为1，韩寒也没工作、精力还更好；2当时为了怕政府找茬，各方面严格守法；3方教主的信徒碰到韩粉集团军，相当于一把沙子洒进了洞庭湖。”



因此，我们不得不检讨的是，为什么“自由公民韩寒”并没有培养起他的支持者对于异见者的平等意识？为什么“韩寒的言论自由”要以其拥戴者（粉丝）对他人批评韩寒的“网络暴力”为前提。由此，难道我们不应当检讨韩寒那些充满反智主义趋向的批评话语和策略中所包含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暴力极权基因吗？当然，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为何“自由公民”韩寒从来没有针对“偶像韩寒”享受的媒体特权（霸权）作任何反思和自戒。







四、无知者的暴力：

“自由公民韩寒”的原相







在“南方周末2009年度人物”评选广告中，《南方周末》给予侯选人韩寒的标签：

“韩寒：作为公民韩寒，他首先尽到了一个合格市民的本分，他对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一年发生的种种不平之事尖锐地批判，这是因为他爱这里，真把她当家园。率真而理性，不高调也不犬儒。韩寒的可爱可敬，就在于他在中国社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说自己最想说的话。”

这个标签就是后来被推上美国《时代周刊》“2010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的“公民韩寒”的“官方标签”。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或“意见领袖”，“韩寒神话”的全部虚伪性和矛盾性在这次“质疑人造韩寒”的网络运动中彻底暴露出来。韩寒本人、韩父韩仁均及其长期合作者路金波，在回应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作品被代笔”中，表现的无理、蛮横、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与“自由公民”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



韩寒本人的表现尤其不符合媒体塑造的“韩寒形象”。在这20余天中，他的极端失态和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仅破灭了“自由公民韩寒”的偶像形象，而且暴露了从语言表达到知识学养的严重缺陷——不仅完全不具备《三重门》的“文学天才”的影子，而且缺少一个80后青年普遍的文明见识和心胸气度。



对于被质疑代笔，韩寒初期回应说：“这是最下流的招数，利用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披着质疑的外衣，干着诽谤的勾当。”近半月后，韩寒更如此界定对他代笔的质疑“一个团伙因为发泄私愤，预设立场再有罪推论进行到丧心病狂”。作为一个以“自由公民”身份立足于网络而且以犀利、勇猛批评社会著称的“青年偶像韩寒”竟然如此看待和回应质疑，不啻于是自我背叛。



如果韩寒确有一点他曾经标榜的“自由公民素质”，他就应当首先承认别人的质疑权利，进而应当反思自己为何招致“被代笔”这样严重的质疑并据实、据理反驳。在事件发展20余天的进展中，韩寒始终用方舟子等质疑者“公报私仇”等阴谋论说辞回应质疑，既不承认方舟子等人介入质疑是有自己“悬赏征寻代笔者”这一前提，更不敢面对多位学界质疑者公布出来的严谨、理性的证据。



从既有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可确认，无论韩寒参赛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过程，还是他作为一个包括语文在内七科不及格的体育特长生，在16岁创作汇集高密度知识信息、表现出成熟深刻的成人视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都存在严重疑点。对一个多年来被社会接受为“文学天才”的作品产生作者真实性质疑，并且展开理性的分析、考辨，是中国社会文化理性进步的表现。当韩寒将这样的质疑指控为“最下流的招数”、“诽谤的勾当”、“一个团伙发泄私愤”而进行恶意回应的时候，实际上也放弃了理性反驳质疑、合理自我澄清的权利。



然而，过了半个月，韩寒似乎忘记了自称“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不仅在博客中用图文展示“写作《三重门》的手稿”，而且要用这1000页手稿上法院证明《三重门》是韩寒本人原创，而非“被父代笔”。韩寒提供的手稿，如果获得司法验证，只能证明韩寒本人是手稿文字书写者，并不能证明韩寒本人是《三重门》的原创作者。鉴于已经公开的事实和证据，由于韩寒父子文学的特殊历史，韩寒需要提供直接证据证明：父亲韩仁均没有条件为他提供《三重门》原创。



无疑，这比通过DNA证明父子俩没有父子关系还难――而且即使证明（当然我们相信不可能）两人没有父子关系，仍然不足以证明韩仁均先生没有为《三重门》代笔。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是可以成立的。其实，韩寒不理解，他需要而且可能证明的只是自己作为“文学天才”的创作力——他遭受质疑的根本正在于无论《三重门》写作的当时，还是后来的13年，韩寒不是合理表现，而是让公众对他的文学创作力产生严重质疑。



面对方舟子坚持质疑，韩寒不是正面回应，转而诉诸法律，他声称：“诉讼是为了让我的手稿和证据能够确证，也为了防止行业开此先河，就是当你看一个作家不顺眼，不需要观点之争，不需要文学批评，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说他的某篇文章是别人写的，于是这个作家的名誉将受到损害。”韩寒显然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完全不符合文学史的“作家风险”——作家可以任意被质疑代笔，而且必将遭受名誉损失。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23岁创作《静静的顿河》，曾被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文坛重量级人士指偷窃他人手稿出版此书。1999年，《静静的顿河》手稿被发现存于萧洛霍夫密友库达绍夫的远亲家中，俄罗斯文献鉴定专家委员会鉴定手稿确为萧洛霍夫手迹，这桩冤案才得以澄清。



韩寒以声称“作家无法自证清白”来证明“自己清白”，并以之做反击方舟子等质疑者的武器，在企图将自己面临的被质疑困境普遍化、抽象化的同时，暴露了他自身作为一个1999年成名的“文学天才”，迄至13年后的今天始终没有进入文学写作史，不懂得一个真正置身于文学写作史的作家，是不需要担心被质疑代笔的。当韩寒反复向媒体申诉这一说法的时候，他此举的实际效果是在反证“被代笔的质疑”。



肖洛霍夫的遭遇证明：一个作家真正的清白不是脆弱而是坚硬的。一个作家可以不相信历史，但必须相信时间。历史是人写的，时间是超人的。真正的作家存在于文学写作史的时间中。让时间证明清白，这是一个清白的作家应有的自信。韩寒迄今为止的表现都表明，他没有这个自信。



肖洛霍夫在离世后因创作手稿被发现，被鉴定证明清白；韩寒主动出示的“创作手稿”却因为缺少创作的痕迹（显示出抄写稿的整洁）而加深质疑。为什么同样拥有“手稿”，肖洛霍夫与韩寒面对不一样的社会判断？这是韩寒及其支持者坚称“韩寒未被代笔”要面对的要害问题。



在这次“质疑韩寒被代笔”事件进展到本文写作的今天，我与多位公开表达意见的学者一样认为，无论方舟子所代表的质疑者将把“质疑代笔”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什么程度，也无论韩寒起诉方舟子侵犯名誉权是否胜诉，“韩寒偶像”是破碎了。



正如没有直接证据，方舟子就不能最终坐实“韩寒被代笔”，“韩寒偶像”的破裂，不是因为这次由麦田引发而自由展开的理性而强劲的“代笔质疑”，甚至也不是因为韩寒及其支持者不能有效证实《三重门》等作品为韩寒原创，而是因为韩寒在整个回应质疑过程有三个在根本上与“韩寒偶像”的应有品质完全相反的表现：第一，始终敌视被质疑，甚至以诋毁污辱质疑者人格的方式回应质疑；第二，不仅始终无视质疑者据以质疑的论据的客观存在（这些论据绝大多数来自韩寒父子公开出版的作品和媒体言论），而且出尔反尔、毫无诚信；第三，无论其博客文章和视频言论，均表现了与“文学天才”，尤其是与包含“巨额知识”的《三重门》作者完全相反的语言能力和文史水平。



韩寒回应《三重门》的知识来源说：

“为了显示自己读书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地方，用在文章里和第一本小说《三重门》里，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教授大为震惊，觉得我旁征博引，其实我只是有多少存款花多少钱而已。少年总是特别希望自己是老成的和高深的，就好比以前有一个傻逼给我女朋友写英语情书，我居然没看懂，因为把爱情说成‘love’总是太肤浅了，讲成‘affection’自然显得有文化。《杯中窥人》也是这样一篇文章。在2005年之后的很多采访里，我已经反思并嘲笑自己说，那是一篇很装逼的文章，《三重门》是一本很装逼的书。”



质疑者、资深编辑张放说：“其实《三重门》作者对上述知识的使用上，用‘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形容更为恰当。也就是说，作者绝对不是表层意义上地、像高一生那样地泛泛地了解上述知识面里的知识，并非为了秀而秀。正相反，作者的知识储备，显然还远不仅止于此。更大胆一点说，是有着更宽泛的阅读量的，像拿小水杯从一个大桶里舀水一样自如。也正如此，才会给人一种作者是成年人的判断。”



张放的评议不仅与曹文轩的《序言》相吻合，也与《三重门》责任编辑袁敏的评议相吻合。袁敏说：

“（《三重门》）果然很棒，它的行文似有《红楼梦》的格局，它的用笔又有《围城》的韵味，它的语言藏龙卧虎、吸古纳典，语言本身有细节、有性格、有生命，充满灵性。它写的是一部校园小说，但却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17岁的少年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对周围的一切，常能发出一些深刻独到、直抵要害的见解来，那份智慧、那种敏锐足以让成年人都汗颜。”



韩寒用“抄书装逼”搪塞关于《三重门》“巨额知识来源”的质疑，不仅违背了他的肯定者和质疑者对《三重门》共同的评判，而且表现了“不读书天才”的无赖相——当然，一味逃避质疑而罔顾事实的时候，也全然不恤13年前那些以自己的文学信誉将他扶上“文学天才”神坛的老师们的苦心了。就本文而言，这个“抄书装逼”的自供虽然并非《三重门》来源的实话，但的确把一个反智主义时代的“人造偶像”的内底给翻倒出来了。



然而，“公民韩寒”的无赖相更强烈地表现在其博客中的《质疑鲁迅》一文，在这篇韩寒自称“转载”的无主文章中，作者用恶搞鲁迅的方式影射“质疑韩寒就如质疑鲁迅”，此文极力炫技耀识的文气手法与韩寒博客文章《答春绿》别无二致，而且两文表现的对质疑者的阴损刻薄只能出自同一作者。



读这篇《质疑鲁迅》，我们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对文学艺术有真心尊重，对理性、平等和自由有真的信仰的“自由公民”所为。它让我们看到，为了自我维护，一切（包括自己宣称、主张的）价值都可以践踏，这不就是那个“非革命”、“非民主”，只要“一点写作自由”的“公民韩寒”的神话，这个神话的精髓不就是“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的信仰？



总结韩寒对这次被质疑代笔的回应，我们可以概括出他的三个辩护手法：第一，“文学天才无所不能”，“你做不到的，不能说我做不到”；第二，“抄书装逼”，我不读书，但我抄书，“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第三，“遗忘”，自己说法前后不一，父子说法互相矛盾，“13年前的事谁还记得？”



这三个辩护手法，对于质疑者，就如三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陷阱，任何事实确凿的质疑都会如遭遇黑洞一样，被陷落其中——所以韩寒至今不是据理据实反驳质疑，而是一言以蔽之，质疑者对他的质疑全部是“捏造”、“造谣”和“抹黑”。在“三重坑”背后的韩寒，给予公众的是诚意还是欺诈？是真相还是谎言？是负责还是推诿？恐怕细心观察的人士多会选择每个问题的第二答案。



在近一月来，韩寒及其主要支持者（特别是韩父韩仁均和合作出版人路金波）公开做出的全部回应，不仅丝毫没有有益于澄清质疑，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强化和印证了“人造韩寒”的质疑。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韩寒本人回应质疑的全部说法都在向公众指向一个判断：韩寒在撒谎。我本人在阅读双方争议全部文章和相关视频后，认为虽然尚没有直接证据揭示“人造韩寒”的真相，但是今天面对质疑的韩寒始终在为13年前的真相撒谎。



对于深陷质疑困境中的青年韩寒，我们要提醒的是：真相解放韩寒——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原谅那个13年前“被文学天才”的孩子，一个理性的社会理解17岁的他“装逼挖坑”，一个温和的社会接受他对13年前“被文学天才”的“历史遗忘”，但是，社会的宽容、理性与温和，绝不能成为容忍13年后这个“天才人偶”继续撒谎的理由。







五、两个英雄一种反智







在以“白卷英雄”张铁生为男主人公原型的电影《决裂》中，男主人公凭着一双长满厚茧的“劳动者的手”取代了电影中代表知识传授者的教授（“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讲台位置。在当代以网络为主体的公共空间中，韩寒以一个“不读书的天才”成为“公民意见领袖”。他们成为偶像（英雄）的时代不同，但共同的就是，反智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潮。



在文革时代，张铁生并不孤独，在他身旁还有更年少的反潮流英雄黄帅；而在当代的反智文化主潮涌动中，在韩寒的身旁有以低俗表演走红中国的小沈阳、“抄书抄得好”的出版奇人郭敬明和“网络呕像”凤姐等偶像群星。韩寒和凤姐，都是这个反智时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乐闹剧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是在同一个市场走红。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韩寒和凤姐同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质疑韩寒作品代笔论争中，不问真假是非而力挺韩寒的，不仅是沉潜于网络的无名“韩粉”，也不仅是那些在娱乐市场上与韩寒惺惺相惜的娱乐明星，还有不少活跃于公共领域、以“理性”、“独立”著称的“公知教授”。人大教授 张鸣 称，韩寒是“非公权力”公众人物，不应在被“打假”之例；北大教授 郑也夫 称，韩寒非学者教授，无须对他进行“打假”。



清华教授 郭于华 则无视在这次被质疑事件中，韩寒一再表现的对自由、理性、平等的践踏，多次公开撰文坚称“韩寒之可贵，在于他的独立、自主、率性，这些都是社会中的稀缺之物”。她将诸多教授、学者对韩寒的理性质疑定性为“厮杀”、“互殴互毁”，表现了“对个人极度不宽容甚至刻薄，而同时对制度之恶却宽容体谅”的“劣根性”；认为质疑韩寒的“恶果”就是“没人再批判强权暴力，无暇再关注弱者的处境”。



公知教授们都把“自由代言”的希望寄托在“公民韩寒”身上了，但是，如果他们不是闭眼而是理性面对这位“公民韩寒”在面对质疑时的表现，难道他们不会看到一个“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的“韩寒”吗？在韩寒助选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时候，著名媒体人士笑蜀称赞韩寒说：“说到底他无非比我们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公民的气质，那就是率性，那就是真实”；“看看韩寒，多爽朗，多快乐，多阳光。”



现在暴露在公众眼前的韩寒，与“率性真实”、“爽朗阳光”相差何远？难道公众没有理由质疑此“韩寒”是否彼“韩寒”，没有权利知道那个“最具影响力的公民韩寒”身后的真相？追求公共生活的真相，不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价值？然而，面对一系列直逼“人造韩寒”真相的事实被披露，不少支持和推崇韩寒的“公知”依然坚持着做维护“皇帝新装”大臣。一位网友曾戏评“挺韩者”拒绝面对质疑韩寒的证据说：“只有骗子不知道真相。”这句话在调侃中的确披露了部分“公知”持续维护“韩寒神话”的心中奥妙。



然而，面对韩寒神话的解体，不只是“公知”的不愿接受，蓄意“挺韩”的更大力量来自于媒体和媒体背后的财团隐形的手。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语境中，向来以独立和求真的面目出现的《南方周末》及其子报刊《南方都市》、《南都周刊》等明显摆出打派仗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表《差生韩寒》等忽悠其事的挺韩文章，而新浪网站在博客平台上，面对双方争议，通过极不对等地突出推荐韩寒及其支持者的博客文章，表现了严重偏袒韩寒的立场。



据了解，截止目前，韩寒代言的品牌和公司包括有凡客诚品、雀巢咖啡、华硕电脑、门户之见帝王威士忌、LVMH旗下的奢侈品牌宇舶表、斯巴鲁汽车等。据媒体报道，韩寒的代言费不菲，2010年4月，韩寒500万正式成为凡客诚品代言人，2011年韩寒成为雀巢咖啡代言人，代言费超千万。万榕书业创始人路金波发微博称，“见证一位作家成为中国代言费最高的大明星。”



在这个资讯的背景下，《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当年为“公民韩寒”宣传《像韩寒那样珍惜你的痛感》一文中的文字，比如“这正是公民社会的旨趣所在。它不是要对抗什么，不是要反叛什么，不是要颠覆什么”；“像韩寒那样，珍惜你的痛感，珍惜你喊痛的权利，使韩寒成为潮流，成为时尚”，当然就会散发出清晰的消费主义的广告气味。



2月3日韩寒发表博文称“我也将不再回应此事，就此事，现在收笔。”SOHO中国CEO 张欣 女士说：“韩寒的谢幕词让人读了想哭，无论是曾经犀利的韩寒，还是现在情绪低落的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由一位企业高管说出这个“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的感叹，表达的是对“韩寒”的“偶像魅力”的欣赏，已经成为这个反智时代的跨阶层的“超是非”的审美无意识。它告诉我们，一个反智时代，就是一个普遍需要偶像、不需要真相的时代。



这次韩寒偶像被质疑而迅速破碎，开始的是当代中国批评理性的再次觉醒，它预兆的是被中断的当代中国的理性启蒙将会重续。美国学者曾将网络视为一个蛮荒的世界，这是“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网络偶像的天然土壤。



但是，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全民化，网络的文明和理性开发必将进入日程。这次“偶像韩寒”在方舟子所代表的学者和文化人士的理性而艰韧的质疑中破灭，就是一个中国网络文明进步的证实，而且它的意义是超越网络而辐射到全社会的。 ■

（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5期，注释从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