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以莫言与韩寒为例ZT

admin

赵勇：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以莫言与韩寒为例ZT


赵勇 当代文学批评     


作家韩寒 “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做出许多文章。我之所以聚焦于莫言与韩寒，原因大体如下：一、他们对于知识分子都有较成熟的看法，而对于自己是否扮演知识分子角色也都有过较清醒的认识。二、莫言是“50后”“体制内”的纯文学作家，而韩寒则是“80后”“体制外”不那么纯文学的畅销书作家。在文学界，他们的选择和种种做法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他们都是2012年的风云人物。2012年年初，韩寒陷入“代笔门”事件之中，随之而来的“方韩大战”持续达数月之久。
在我看来，韩寒遭质疑固然原因复杂，但又与他热衷于扮演的“公知”角色不无关系。2012年10月，随着莫言成为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关莫言的消息铺天盖地，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起。莫言被批评，自然也是原因多多，但我以为又与他本人的知识分子形象模糊不清关系密切。基于如上原因，莫言与韩寒也就成了我所论述问题的较合适的人选。
  01     
2012年11月24日，“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行。笔者躬逢盛会，聆听高论，很受教益。然而，仔细琢磨这一会议的主题，主办者显然也预设了某种价值立场——由于莫言获得“诺奖”，中国文学似乎也完成了从鲁迅到莫言的传承与跨越。而大部分与会者便是在这一命意下形成其相关思考的。
当然也有不和谐音，比如，李怡认为：  “鲁迅是不断地自我怀疑，而今天的人显然比鲁迅更知道体察得失，感悟进退之道。鲁迅常常比一般人更倔强，常常因为脾气问题而受人诟病，他得罪了政府，得罪了右派，也得罪了反政府的左派，得罪了老人也得罪了青年，左右不讨好，成了二重反革命。今天的作家无疑要圆滑得多，生存状态也根本不一样……在今天，当我们为中国文学终于获得境外掌声而兴奋的时候，不妨稍微停步反思，与拙朴的中国现代文学相比，我们今天有没有更为根本性的失误？”  
显然，这是一个更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而我思考的结果是，如果说莫言与鲁迅相比还存在着某种差距，这种差距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之内，更重要的是会在文学作品之外见出分晓。鲁迅一生都在战斗，他明知道与小说和散文相比，杂文是速朽之作，但他最终依然放弃了前者，专与后者为伍。而当鲁迅如此选择时，他实际上是认同了知识分子这一身份。
也就是说，鲁迅之所以伟大，今天依然是我们无法超越的丰碑，是因为他至少有两副面孔：当他写作《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纯文学”作品时，那是作家的面孔；当他大量写作杂文、发表演讲时，那又是知识分子的面孔。前者让他深沉、博大，充满人间情怀；后者又使他深刻、冷峻，形成公共关怀。这种状况有点类似于列维对萨特的评说：“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分开的。作家走作家的路，而知识分子则有时通过一些文章和剧作，为伟大的事业奔走呼号。”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却只看到了莫言的一副面孔。据“百度百科”统计，莫言如今已出版长篇小说十一部，中篇小说二十五篇，短篇小说七十五篇。这个数量不仅大大超过了鲁迅，而且在当代作家中也较为罕见。这意味着作为作家的莫言不仅当之无愧，而且简直就是文学界的“劳动模范”。然而，莫言的知识分子面孔却是模糊的或隐而不见的。他虽然也作过无数次演讲，但这些演讲大都涉及文学内部之事——谈自己的创作过程、创作经验、文学观念，发表获奖感言等，与公众关心的社会现实、政治时事、公共事件等问题无关。
他虽然也写过貌似“杂文”的散文，且认为“‘战斗性’恰好也是杂文的灵魂”，但这种“杂文”不过是散文写得张狂了一些而已，其内容依然是忆往事、说童年、谈读书体会，与鲁迅的杂文不可同日而语。这又意味着在文学创作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莫言对公共问题的表达。从一些对谈（如《说不尽的鲁迅——2006年12月与孙郁对话》）和文章（如《读鲁杂感》）中可以看出，莫言是通读过《鲁迅全集》且对鲁迅极为敬佩的，但他对于鲁迅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却似乎无动于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莫言  
有必要先来看看莫言的夫子自道。在与王尧的对谈（2002年12月）中，莫言不赞成作家以非常明朗的态度介入政治，但他同时认为，那类站出来干预社会、充当社会良心的作家（如大江健三郎）是有必要存在的。至于他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他解释为性格原因和社会原因：  “我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适扮演这种台前角色，以非文学的方式扮演社会良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由于父母的教育，由于社会的压制，导致我成年以后变成一个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在公众场合不愿意出现，即使出现了也手足无措。我的天性不是这样，这是长期的压抑、长期不正常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认为自己更适合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而“用非文学的方式说话，是我的性格难以做到的”。
这种思考延续在他与孙郁的对谈中，但表述出来的原因似乎更复杂一些。首先，他依然承认自由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西方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挑政府的毛病，当然我们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对垄断利益集团发言批评。”“这样的知识分子非常宝贵，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其次，他也依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了委婉的辩护，只是这一次除了重复先前的原因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知识结构”：  “一个写小说的人还是应该用小说来发言。作为社会的代言人来说话，作家里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左拉、雨果，但我缺乏这种能力，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不愿意跳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空泛的宣言，而是习惯用小说的方式，有了感受就诉诸形象。”
“是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扮演这样的知识分子角色呢？应该因人而异，有的人具备这方面的才华，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结构，我觉得他当然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不同，应该允许有的作家不做谔谔之士，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良知和勇气”。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如下说法：  对知识分子我还是有些肤浅想法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在阶级社会里面，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你不是附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不可能“毛”离开“皮”游离存在，这就把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一下子就给讲出来了。这个论断虽霸气，但确实是一种现实。在中国社会里面，知识分子能够独立存在吗？我觉得真是不可能存在的。
当然，西方有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但这种“自由”，并不是说他脱离了阶层或者阶级，他跟政治和体制保持了一种独立的姿态，知识分子可以跟体制保持一种对抗姿态。但在中国社会里面，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体制保持对抗姿态是很难生存的，大学教授能独立于体制之外吗？当然有很多写作者没有单位，但没有单位难道就能完全与体制剥离关系吗？文章要在国家的报纸刊物发表，在国家的出版社出版，要拿国家的版税。   
以上是我见到的莫言公开谈论知识分子话题的代表性言论，这些言论亦可大体看作他的知识分子观。而仔细分析，这种知识分子观中又明确表达或隐含着如下几层意思。
对于雨果、左拉、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知识分子言行，莫言其实是相当清楚的。例如，对于与他交往不浅的大江健三郎，他曾有过如下赞词：“他是一个关注现实并勇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型作家，也是一个在需要的时候敢于拍案而起的斗士。”但是对于这种作家兼斗士的角色扮演，他却只有钦佩之心，而并无追模之意。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所谓的个人性格、教育环境、社会环境和知识结构。这样的理由当然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即便从常理推断，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有左拉、萨特似的性格与个性。

但问题是，这种原因既可以成为获得同情之理解的充分理由，也可以成为为自己辩护的巧妙托词。尤其是莫言成名成家之后，所谓的“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在公众场合不愿意出现”等性格症候似已不复存在。在各种需要作家亮相发言的场合，公众所见到的是一个口若悬河、机智幽默的莫言，这其实已与他对自己的描述判若两人，但为什么莫言依然不愿意扮演知识分子角色呢？
表层原因自然是莫言所谓的不愿用“非文学的方式说话”，但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说话并不意味着他不说话。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当一些社会事件扑面而来时，他已“把自己的想法糅合到作品里去”，用文学的方式发言了。这也正是他在获“诺奖”后遭到非议时感到委屈而要极力为自己明确辩护的原因：  “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是在座的朋友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比如说《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在一般的意义上，这样的辩护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因为从莫言的大量作品看，他确实既非官方作家，也非为现实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作家。然而，即便如此，也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困惑：为什么在小说中莫言“有了对当代腐败政治的强烈抨击，甚至有时候尖锐到‘危险’的程度”，而在小说之外他却不敢像大江健三郎那样拍案而起呢？
应该还有深层原因。而实际上，这个深层原因莫言已经委婉地表达出来了：“在中国社会里面，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体制保持对抗姿态是很难生存的。”因为他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当他要在作家与知识分子之间作出选择时，他大概就会权衡利害得失，选择前者而不去选择后者。因为选择前者，既能实现他建立自己的“文学共和国”的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借助于文学的伪装批判现实而不至于给自己惹来更多麻烦。莫言曾谈到《酒国》如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形成了一种真假难辨的巧妙结构：  “没想到这种本来用于自我保护、为了免受批判而选择的结构形式，结果却促成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写作方式。”  
在这一意义上，莫言所谓的“结构就是政治”首先应该是一种伪装术。而选择后者，即便是偶尔作为知识分子发言，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如此看来，去当一名本分的作家，一切以文学的方式说话，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而一旦越过这个边界成为知识分子，即意味着说话不能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也无法借用文学技巧或修辞顾左右而言他。这就不仅失去了自我保护的可能，弄不好还会面临灭顶之灾。似乎只有换算到这一层面，所谓的“谨小慎微、沉默寡言”才可以获得更充分的解释。
如果我的以上分析有些道理，那么，莫言的知识分子观也就大体明朗了：表面上看，他只愿做作家而不愿当知识分子是性格等原因，而实际上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恐惧心理和本能的自我保护。而这种心理和本能甚至让他的知识分子观中隐含着某种矛盾：一方面，他并非不欣赏作家知识分子化之后的种种做法，这意味着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左拉以来业已形成的那个“我控诉”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另一方面，当他面对中国的现实语境时，他又认为所谓的“皮毛论”有其道理，并由此延伸，形成了知识分子与当下体制关系的某种判断。但实际上，这两种思想资源是非常拧巴的，很容易造成价值观的分裂。
  02     
与莫言相比，韩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这种“另类”大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韩寒从出道开始便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体制，“体制外”一直是他生存与活动的空间。例如，当《三重门》（2000年）的出版为他赢得名声之后，他便绕过了教育体制（读大学），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旅。此后，无论是他作为一名职业赛车手参与比赛，还是与书商路金波合作继续出书，又让他远离了现行的文学体制。
这也意味着韩寒的身份之一虽是作家，但这个作家与以往成名的作家却是大不一样的。以往的作家需要通过漫长的写作去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进而获得体制的认可（如在正宗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被评论家关注，获得一些文学奖项等）；但韩寒却是靠市场和媒体的推动一夜成名，然后他又凭借其能力，赛车写书出唱片，靠版税和比赛养活自己，这就在很大程度消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于是，当“与体制对抗很难生存”在莫言那里成为一种隐忧时，在韩寒这里却并不构成什么问题。
    韩寒  
其次，韩寒一开始就是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叛逆虽然有可能被媒体塑造过、放大过，但似乎又是一种天性的表现。比如，2006年年初，《新京报》策划“2005年一百人的阅读”专题，韩寒的回答是这样的：  “2005年我一本书都没有看过。事实上，四五年前我就不看书了。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他自己想的、经历的最重要，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作家说读别人的书会受益匪浅。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种出位之语估计许多作家都不敢说，但韩寒却说得理直气壮。2007年，韩寒接受记者访谈时又说：  “如果哪天我拿了茅盾文学奖，我会哭的。我觉得我堕落了，太过分了，我怎么可以拿茅盾文学奖？好比主流电影审查一样，能公映的很难是好电影，好的电影能公映吗？我得了金鸡奖、百花奖，我就会怀疑自己，我可能一辈子就结束了，我觉得我错了。”  
这种公然藐视、戏弄体制内大奖的话更是许多作家都不敢说的，但韩寒却依然说得行云流水。这种做派和言辞当然可以理解为作秀，但是一个人如果面对媒体老是这样一种调子，就很难说是表演了，而应该解读为一种率性而为。这很可能意味着心机暗藏、谨小慎微、顾左右而言他等与韩寒无关，他的言辞吻合了他那个叛逆者的形象。
第三，这种率性或天性可能与韩寒的成长环境有关。作为“80后”，韩寒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一代人并非没有问题，但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没有吃过苦、挨过饿，也没有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如此大环境一般不会扭曲人的心灵，也能使人的天性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于是，敢想敢说，敢于表现自我就成为这一代人的基本底色，而韩寒则恰恰成了他们的代表。这一点就连在知识分子阵营中“敢说话”的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也表示佩服：  “韩寒说话，胆子很大，虽然在用词上也有所考究，但似乎只要他想到而且想说的，就没有不敢说的。不怕打压，也不怕拍砖。像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有些怕。怕什么呢？说不好，但就是怕。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偶尔火压不住了，话说得猛了点，就心里一阵悸动，后怕得要死。经过政治运动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这也难怪。但是，作为‘80后’的韩寒，显然没有这样的顾虑。他们往往是做了之后，再想那些后面的零碎，即使存在现实的威胁，他们的反应，也跟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不一样。”  
张鸣是“50后”，他能联想到经验层面现身说法，对比出“50后”与“80后”的区别，凸显出韩寒的优势，显然值得深思玩味。这至少说明，小小年纪的韩寒可能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却也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他的一言一行都有了许多“新青年”的味道。
或许正是这种种的与众不同，让韩寒有了在作品之外说话的欲望。而自从他在新浪开通博客（2005年9月）之后，他也成为利用自媒体频频发言（甚至挑事）的青年作家。2006年3月2日，韩寒发表《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博文，导致了所谓的“韩白之争”。韩寒的网络亮相以“秽语”行世，自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它也戳破了“文坛”的假面，让既定的文学体制露出了破绽。而这种“反叛”甚至连他批判的对手白烨也不得不承认有其意义：  “韩寒走的是观念反叛，这种反叛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但不在文学方面，因为韩寒在对教育体制，社会上很多传统，过于僵化的体制化批判时，他有时可能用力过猛，比较过度，但他抓问题抓得准，而且他的表达具有一个批评家特有的能力和力度。”  
而从2008年开始，韩寒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社会和政治，一篇篇地发表杂文，表达自己对公共事件的看法。2009年，韩寒着手主编《独唱团》，此杂志历尽艰难最终于2010年6月面世（书海出版社）。韩寒的这些表现，让媒体和诸多文化人很是兴奋，于是《南都周刊》有了“公民韩寒”的相关报道，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表达对韩寒的赞赏和期许。2012年，韩寒陷入“代笔门”事件后，诸多网友群策群力，迅速整理出一份《一些吹捧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言论集》，从中可看出“吹捧”者确实可观，甚至笔者的一段文字也入选其中，成为一种“吹捧”的铁证。
于是有必要形成如下疑问：一、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吹捧”韩寒？在所谓的“吹捧”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二、该如何为韩寒定位？这些年来他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三、韩寒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是怎样的？这种自我认知与“公知”污名化存在着何种关系？
由于第一个问题我在一篇短文已有所触及，所以我主要讨论后两个问题。
韩寒挑战白烨时，虽然已是一个名气不小的“80后”作家，但他当年的亮相却更接近于一名“网络愤青”。从2008年开始，伴随着他本人的杂文写作和转型，他的面目逐渐清晰，媒体也及时开始了对他角色扮演的捕捉和定位：民众代言人、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公民韩寒、当代鲁迅、中国文学的坏小子、公敌韩寒等。也许就是在这种媒体的定位中，韩寒也开始了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和定位。
2012年2月，他写博文回顾自己四年来的心路历程，其中曾有这样的文字：  “2008年，一月雪灾，二月西藏，三月火炬传递，四月抵制家乐福，五月地震，六月周正龙，七月杨佳，八月奥运会，九月三鹿。而在2008年的2月5日，也就是四年前的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代人》，很多人也许未必注意到这篇文章。但其实是从这篇文章，我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杂文旅程。”  
这很可能意味着，正是2008年这个多事之秋才唤醒了韩寒的批判欲；而由于韩寒的表现与发言，他也入选“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2010年年初记者曾问韩寒：“你的身份很多，比如公共知识分子、作家、赛车手等，你最喜欢那个头衔？”他又断然否认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公共知识分子？我肯定不是，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公共厕所，是用来泄愤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赛车手，其余的都是媒体外加给我的。”

把公共知识分子等同于“公共厕所”，这自然是一种韩寒式的戏谑，但这种不认同显然也隐含着对这种称谓的轻视。但是，两年之后，当公共知识分子演变成“公知”而变得声名不佳时，韩寒却又主动认领了这个称号，开始了为“公知”的辩护：  我觉得，“知识分子”以及“公知”这两个词，无论在任何年代，都应该是一个褒义词，都该去珍惜。所以本文标题中的“臭公知”三字也是罪过。相反，意见领袖不算是个褒义词。带“领袖”两字的，最终都很可能走向铲除异己的方向，而“分子”只是物质组成的一种基本单位而已。
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地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面对政府，公权，政治，你不消费它，他很可能就消灭你。   
这种辩护之词是值得分析的，但我更在意韩寒这种自我认知过程中所伴随的社会语境变化。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雅各比发明并在《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一书中率先使用的，随着这本书被译成中文，这个概念也逐渐在国内流行起来。2004年，随着《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的评选，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越叫越响。而媒体如此操作，固然不能排除跟西方之风、制造热点之嫌，但我们也更应该看到这一举动的积极意义：1980年代终结之后，知识分子或者学院化或者传媒化，原来那种置身于“新启蒙运动”中的热情与担当已荡然无存。
媒体通过这一评选活动及其入选标准，既可为知识分子树立榜样，也可重树知识分子的信心。然而，几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简化为“公知”并最终变成一句骂人之语，显然有其更为复杂的原因（比如韩寒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的臭毛病”，微博上的情绪化发言，“公知体”的盛行，等等），然而当“公知”被污名化从而公共知识分子也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时，韩寒则开始了“就要做个臭公知”的身份认同。这一举动仿佛是挑衅，又仿佛是宣告，他想在“公知”公信力严重下降时进入“组织”，以便与它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甚至凭借其影响力，救“公知”于水火，但这时的韩寒已今非昔比，因为他已被方舟子“切歌”了。
我把“韩三篇”看作韩寒正式扮演“公知”角色的序幕曲，这意味着经过了前期的铺垫之后，他已真正进入了角色，好戏才刚刚开始。但众所周知，随后的“方韩大战”不仅让韩寒本人陷入到种种困扰之中，而且也迫使许多人站队表态、显山露水，网络混战本身又加剧了丑化“公知”的进程。“大战”之后，虽然韩寒还在不时地写作博文，但其密度已不如从前，其犀利也减弱许多，其公共关怀似乎也大打折扣。他固然还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空间，但他好像也把精力更多地投放在赛事上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便韩寒还能像以前那样发言，人们还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他吗？
  03     
把莫言的知识分子观和韩寒扮演“公知”角色的复杂性呈现如上，并不是要对二人进行简单的对比。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通过这种两极图景，显现当代作家的精神状况乃至精神困境。而这种状况与困境恰恰也是大多数作家乃至学者的生活现实。为了把这种状况与困境说清楚，我要从孟繁华的一段论述谈起：  现在的“50后”已经功成名就，青春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遥远。当年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诚恳，今天都已成为过去。如今，他们不仅仍然固守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对新文明崛起后的现实和精神问题有意搁置，而且刻意处理的“历史”也早已有了“定论”，他们的表达不越雷池一步，我们既看到了这代人的谨小慎微，也看到了这代人的力不从心。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深切地理解，为什么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深受读者和文学界的爱戴，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和精神状况。为什么2011年格非的《春尽江南》获得了批评界广泛的好评？就因为格非敢于迎难而上，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精神跌落的深切忧患，这样的作家作品理应得到掌声和喝彩。   
孟繁华是在乡土中国、乡土文学等方面展开这一话题的，但即便是局限在这一话题之内，他也依然看到了“50后”作家在精神状况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话题扩而大之，并在文学内外审视“50后”作家的种种表现，那么，所谓的“谨小慎微”“力不从心”和“不越雷池一步”不仅也可以成立，而且似乎更能发现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在我看来，虽然这批作家在文学写作上均可圈可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但是，在文学之外，他们大体上都没有发出知识分子的声音（当然也有例外，相比较而言，阎连科、韩少功等人做得要好一些），甚至明确表示，不适合扮演知识分子角色。
例如贾平凹曾表示：“社会确实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可能不是我。”“我觉得自己没这方面的能力和精力，除了文坛上的事情，我对社会上的事情基本不表态。”这种知识分子意识的淡薄或欠缺，最终是否又会影响到文学本身，使其作品缺少应有的精神向度和力度呢？
不妨依然以莫言为例来稍作分析。莫言坦承他虽然没有作为知识分子发言的勇气，但是在作品之内却不乏相应的担当。而当他谈及这一问题时，经常举到的例子是《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与此同时，他又在不同场合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观：  “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另一方面，他又说过：“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如此看来，超越政治、大于政治、结构就是政治构成了莫言文学观的重要声部。
详细分析莫言的文学观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我在这里只想简单指出如下事实：无论是作为一种修辞策略还是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超越政治”的文学观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它既不是让文学“介入政治”，也不是让文学“远离政治”，而是想让文学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也意味着就此而言，人们指责莫言的理由并不充分。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当“结构就是政治”成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样的文学实践一方面无法有效地作用于社会，另一方面也会成为作家为了追求文学性而不断后撤的借口和理由。
人生的容量赵勇著百家小集系列精装法兰克福学派个人回忆散文集 先用后付  运费险  7天无理由  ¥44 购买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酒国》为例，这部小说显然就是那种抨击腐败政治尖锐到“危险”程度的作品，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危险”之作从出版至今并未遇到任何麻烦。许多年里它既不为读者所知，也只为有限的几位评论家关注。这只能说明它的自我保护机制已经完美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步，以至于读者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天方夜谭。如此状况，很可能意味着如下事实：在莫言的写作史上，《酒国》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文本，甚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此小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但它并没有对中国的腐败政治构成任何触动。
这种始于批判但批判性却没有释放出来、始于政治关怀却成为一次不及物写作的局面，本来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但莫言尝到如此写作的甜头后，却越走越远，并有意无意地发明出一套“炫技”式的写作方案：过分讲究结构，过分注重形式，过分在意“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而每一次“炫技”的成功，也意味着自我保护技术的又一次完善。高尔泰先生曾经分析过莫言的高处与低处，并认为“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究竟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我想进一步补充的是，他没说出或说不出的东西，既可能是被自我保护机制有意遮蔽的东西，也可能是没被知识分子意识照亮的部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减弱了他作品的批判力度。
如果这仅仅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或许还可以理解。问题是这很可能是一代作家的缺陷，而莫言既然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也就成了这种问题的集大成者。当他以此示范或别人以此欣赏他的写法时，他的问题也就映现出大家存在的普遍问题。“50后”作家陈应松说：有的作家  “写中国因卖血出现的艾滋病村，但写得没有莫言大气，只有火气，急于揭露，直奔主题，向西方献媚的意念太明显，没有莫言的机智、狡黠。可以说，莫言在处理如此敏感的题材的时候，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你是抓不住他的狐狸尾巴的。我不讲他的才华，他在处理这类题材时聪明绝顶，其他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当陈应松如此赞赏莫言的“聪明绝顶”时，我所联想到的却是许多年前王彬彬所写的那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这意味着王文所论的问题（如“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这种“聪明”反而用到了文学之中，成为“生存智慧”在文学中的“合理”延伸。这种“聪明”本来应该是需要被人警觉且要极力避免的东西，如今却成了夸赞的对象。如此看来，作家的精神状况及其困境或许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更为严重。
相比之下，年轻一代作家的精神状况要好于他们的前辈。当他们热衷于扮演“公知”角色时，固然可以有多种解释，但解释为他们还没有学会世故圆滑，对不义的现实还有愤慨之心，显然也并不离谱。而当他们在作品之外利用博客、微博向公众发言时，无论他们是否受惠于萨特，都成了萨特那种占领和征服大众媒介，用“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之观点的中国回响，他们的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了萨特当年的期望——作家不能仅仅只是作家，而是还要成为“新知识分子”。
在这个意义上，韩寒所谓的“消费政治”便有了新的理解。它不能简单解读为“天真的文化里面的幻想”，是“这一代青年人面对社会政治和群体生存问题的一种漫不经心”，因为韩寒的戏谑和调侃固然可以引起商业主义的联想，但在这里，“消费”更应该理解为一种低调的、万不得已的介入方式。而在今天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消费政治”便是激活政治，对政治的消费度也意味着对它的关注度。消费固然会让政治变形，甚至化作人们的哈哈一笑，但它无疑撕裂了政治的伪装，加速了政治公开化、透明化的进程。
如果对比一下莫言，这种“消费政治”观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当莫言对腐败政治痛恨愤怒时，他以“超越政治”的笔法把政治变成了文学的内部之事，变成了需要学院专家解读破译的密码语言，这当然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消费政治”却是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公众，让他们在“围观”中瞩目于政治，并让政治在万众瞩目中松动、曝光。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政治”并非没有价值，它虽然有些扭曲，却是今天有可能采用的一种介入政治的新形式。
如此说来，是不是意味着热衷于扮演“公知”角色的作家就不存在问题呢？当然不是。他们存在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作为市场型作家，他们的成名或者与书商的策划、包装密切相关，或者是互联网时代粉丝经济的产物。而这种依靠点击、转发、链接、人气所形成的“群选经典”景观，很容易让他们产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幻觉。在这种状态下，一旦他们以“公知”的面目出现，尤其是借助于微博一百四十个字的有限表述空间发言，情绪化的语言、表态式的语调等就变得不可避免。
这种表述方式极具表演性和观赏性，也很容易收获掌声，却又往往会扭曲知识分子的形象，甚至有可能落入布尔迪厄所描述的那种情境之中：  “他们像左拉那样抛出《我控诉》，却没有写过《小酒店》或《萌芽》，或者像萨特那样发表声明、发起游行，都没有写过《存在与虚无》或者《辩证理性批评》。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  中国当下的知名“公知”自然没有布尔迪厄描述的那么不堪，因为他们在发宣言的同时毕竟也在进行着文学写作，但问题是，“公知”的角色扮演一旦固定，往往又会伤害到他们笔下的文学。
让我们暂时放开韩寒，以“70后”作家慕容雪村为例稍作展开（选择慕容雪村既因为作为“公知”他表现得更激烈一些，以至于微博已被封杀，也因为韩寒的《就要做个臭公知》是“看到慕容雪村微博半夜谈到公共知识分子”有感而写的文章）。慕容雪村最初是以即写即贴的方式完成其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这部长篇之所以深受网民喜爱，是因为它对当下现实既有鲜活的在场感，又有较为深刻的批判性。与此同时，故事的讲述、情节的生发等也很有章法，这又意味着这部小说在文学性上有不俗的表现。
然而，当作者写到《原谅我红尘颠倒》（2008年初版，2011年再版）时，揭露或暴露却占了上风，小说写成了一个行业（律师界）黑暗面的大展览。虽然它依然好读，让人不忍释手，但在我看来，却是激情大于理智、理念大于形象的产物，文学性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何以如此？其中可能原因多多，但我以为与作者所扮演的“公知”角色不无关系。慕容雪村曾坦陈他由小说家变成“公知”，是现实生活的遭际“激怒”了他，是“屈辱感”的产物。
虽然他也认为“文学有更长久的生命，它有比评价时事更大的价值”，但又觉得“知识分子不能自外于整个社会，不能将身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这种走上“公知”之路的解释是可信的，也令人尊敬。但问题是，一旦那种怒气、火气和屈辱感作用于文学，文学就会受到损伤。鲁迅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慕容雪村后来的小说公共性旺盛，文学性受损，应该是“锋芒太露”的结果。
如此看来，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问题上，中国当代作家面临着诸多难题。中年一代的作家虽功成名就，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某种话语权，但他们大都不愿与公共知识分子沾亲带故，而只想在自己的小说园地里春种秋收。对于这种状况，虽然可以作出同情的理解，但这种做法毕竟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大相称，若是演变为一种集体人格就更值得反省。
或许正是这一原因，1990年代以来张承志才彻底放弃小说写作，甚至把小说看作一种“堕落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并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热衷于扮演“公知”角色的，但我们还是从他们的代表性人物那里看到了一些希望。只是这希望还没有完全成型，就成了“公知”污名化的牺牲品。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举动都可能影响到文学的品质。
于是，作家的这种精神困境既映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个理论难题：如果像萨特那样倡导介入，文学势必受到伤害；如果像阿多诺那样反对介入，文学又可能成为专家学者怀着无限敬意谈论的对象，从而失去延伸至社会、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有效性，这岂不是对文学的另一种伤害？因此，在今天，单方面讨论文学的胜利或“公知”的失败都没有太大意义，我们需要的是回到问题的原点上，对如下问题作出回答：什么是文学？作家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体现才是一种理想状态，从而也能让文学受益？  
2013年11月9日 ■   （刊于《名作欣赏》2014年第8期，注释从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