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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弑母文化》:孤独的个体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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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0 08:57: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孤独的个体ZT




维舟 评论 美国的弑母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极端都会产生畸变。美国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常常给人昂扬向上的印象,但也正是这种强调个人主体能动性的文化,衍生出了一种“弑母文化”:美国人在潜意识里认为,母亲的亲密培养了子女的依赖性,是对个人独立性的严重威胁,“依恋”就是“受制于人”,而个体要全面确立自己的存在,就必须与这种依赖感彻底断裂,心理上“打倒母亲”由此变成美国式人格健康成长的成人礼。

美国文化是一种极其推崇个人主义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疆界分明,子女稍稍长大,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两个成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受到外在力量的宰制与摆布,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国看来是母亲对子女慈爱的表示,在美国人看来却是这种亲密关系中隐含的危险和控制欲。一个成年后仍依赖母亲的人,几乎总是会遭到美国主流文化的贬斥,认为这是人格发育不健全或心理病态的表现。用孙隆基的话说,“在美国,人我界限不明朗或认同混淆被视为终极邪恶。”

作为美国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电影中就充分折射出这种文化心态。孙隆基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一系列电影中的母亲形象,指出其思想意识的根源都在于这种对母亲的警惕和敌视。从恋母情结转变为杀母情结,这乍看起来很奇怪,但这正是美国文化的特点:在美国人看来,能理性控制自我的个体常常是一个男性形象,而女性经常缺乏自我、太黏缠、喜欢亲密关系、甚至通过这种亲密关系去控制丈夫和子女,自己人格不能独立又影响子女的人格独立,因而一个人要独立自主就首先要摆脱这种影响,因为屈服于母亲的非理性要求就等于个体的死亡。

因此才能理解美国电影中的一种常见逻辑:一个男人把妈妈当作依恋和效忠的对象,总不会有好事。他们灵魂已被妈妈占有,成长过程中遇到严重的人格发育障碍,无法再爱上“第二女性”,最终造成认同混淆和一系列悲剧。按照美国的观点,这几乎就是上一代对下一代人权的剥夺和侵犯,会遭到所有人的一致声讨。“让下一代人有自己生活的权利”,早已成为一个不容挑战的基本信念,因为人们相信处在另一人的阴影下的个体永远得不到成长。而这种以下一代权益为中心的理念的结果,反过来就是越来越不尊重母亲作为人的权益。

这种文化在潜意识里认为:自我以外的异体都是假想敌,只不过在家庭生活中,试图控制个人的异体通常正是父母。这种观念一般不去反思“个体可能才是有问题的”,而急切意图划下自我的疆界和全面主宰自我的命运,到最后发挥到极端就是任何他人都有加害自己的潜在可能,一个人唯有全面掌控自己的生命,才能获得安全感和独立性。

不幸,正如孙隆基所言,在美国文化中,伸张个体个体权力、树立终极控制的不二法门却是暴力。许多中学大屠杀案件都表明,杀人者常常是被同学揶揄为同性恋、或被女朋友抛弃、或平时被欺侮者。这种攻击性一旦爆发出来,就会酿成惨剧。这也是美国式人格的特点:他对环境不是顺从,而是支配,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环境绝对主宰,而主动出击者才能控制局面,这就必须把压在自己头上的任何势力一概扫除。个体确立自我的结果就是个体的孤独感。

这种观念与东亚文化几乎背道而驰。在日本影视中有一类“妈妈物”的文类,总是讲述身为妈妈的妇女如何自我牺牲、受苦,子女却不懂感激,最后妈妈惨死,令观众热泪盈眶——华人电影中也不乏这样的桥段。但美国电影中却从来看不到这类母亲形象,歌颂妈妈的故事绝无仅有,不但如此,美国人也不信任母爱的天性,宁可信赖专业人员,孙隆基揶揄说“‘慈祥’这个造型实在超出美国文化的想象力”。这倒不是美国的母亲不爱子女,而是因为在美国文化中,任何亲密都被视为对个体权利的潜在侵犯,被妖魔化的母亲实际上表现的是个体对自我疆界被颠覆的恐惧。

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紧张的母子关系,传统的孝道甚至格外强调对母亲的尊重(《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一例),因此儿子成年后和妈妈很亲近也属“天伦之乐”,但在美国,母子太亲近却容易被联想到乱伦。这也是两种文化的深层差异所在,梁漱溟1923年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人是强调个体权利的伸张,因此每个人之间彼此界限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帐,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而中国人则相反,西方是有我,中国人则是无我,父母是不顾自身地奉献给子女,而子女孝顺父母时也不计自我,扩展到兄弟、朋友等之间,都是屈己以从人,“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可以说,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我没你”,而东亚文化却是“有你没我”。

两相参照,更耐人寻味。中国家长经常对子女说“我都是为你好”时,确实是为他们付出很多,但这却往往忽视了子女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和代际差异,结果,处处替对方着想换个角度看却无异于处处试图控制别人。按照美国文化的观念,这都是人我界限不分造成的后果。将个人视为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个体,是西方的独有观念,美国的新教文化尤其强调个人要实现独立自主的价值观,但走到极端便发展出一种对受人控制的病态警惕、抗拒心理,以至于不敢接受母亲的慈爱,个人便只有在孤独的情况下最能安全地实现“自主”。正如人类学家Robert Hann在《疾病与治疗》一书中所言,在这种文化下,“人们把对实现个人独立的干扰看做是病态的,但在其他地方,人们却把实现相互依存的干扰看做是病态的。”

世上当然没有完美的文化模式,尽管也有美国学者羡慕中国文化中亲子之间相对和谐融洽的关系,但孙隆基在他另一本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解剖起中国文化来也丝毫不留情面。他并不是为了颂扬某一种文化,而只是希望通过揭示一些被人无视、否认、压抑的话语,来显示和洞察那种文化深处的心理。但本书的缺憾之一也在此:作者实际上将“文化”视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一再从心理学角度去深入挖掘,却放弃了文化诠释的其他视角。

作为一项研究,本书必然的一个争议之处大概是:作者的结论完全建立在对美国电影的叙事分析上,而美国电影本身是否能足以代表美国的大众心态?确实,这个切面显得有点不够充分,然而它仍然是相当有代表性的。电影是美国最流行的大众文化形式,而美国的市场逻辑要求电影的叙事话语必须贴合大众的心理,因为任何不符合消费者主流文化价值的作品必然遭到市场惨败——可以想象,《法外情》、《妈妈再爱我一次》这样含辛茹苦的慈祥妈妈形象,在美国放映的话必然票房惨淡,而在国内却可以赚得观众大把眼泪。说到底,电影制作和观众想象之间是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共谋:观众的想象促成了电影制作并折射在其中,而电影的叙事又迎合并加强了观众原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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