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与好读好看ZT

萱烁言叶

想象力与好读好看
冯辉
小说的读者是包含各层次、各群体的。大部分读者的性质是艺术消费者，这是小说家工作的真正对象，小说家只为这个真正对象服务就可以了，甚至可以说一个小说家工作的真正意义只体现在令这部分读者满意上。刘建超有篇创作谈，题目叫《摆平心态》，在这篇创作谈里，刘建超谈了他的“小小说观”。他的小说理想大体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小小说的娱乐性，他认为读者“读小小说就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一种轻松”，在创作实践上，他特别推崇欧·亨利式的结尾，精彩的是，他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小小说艺术就是“临门一脚的艺术”。这个观点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好读好看”。
但另一方面，刘建超又意识到读者从小小说里能够“有所益自然更好”，意识到一篇好的小小说在精彩的“临门一脚”的同时，“带给你的是惊喜、是狂欢、是陶醉、是惊愕、是失望、是失落、是伤心、是痛苦、是愤怒、是无可奈何，是一刹那过后的反思、回味”。作为一个业余创作的小说家，他对小说，特别是小小说有这样的理解，对于人们长期以来对小说那种“文以载道”式的观念是一个小小的修正，他并没有把小说创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样的高度。小小说的读者是平民（相对于精英），因而小小说文体的性质就是平民性。这样的理解在今天算是真正地摆平了心态，是颠扑不破的。
可小说还有为数很少的读者，即像笔者这样的职业读者。这部分读者的职业要求有其特殊性，特殊在于，我们要研究一篇小说是如何达到既具有娱乐性又对人有所益处的要求。如果说一篇小说写得好，那么它好在什么地方？作家如何能写得好？此作家的好与彼作家的好有何不同？
就我的角度而言，从刘建超的小小说艺术里会总结出很多他自己的特性，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禀赋着的一种小说艺术的想象力。人们在研究艺术的时候，人们在从事艺术实践中，都应着重去注意这个想象力的问题。艺术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想象力问题是艺术的中心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艺术的想象力，艺术想象力的生成有先天的禀赋又有后天的熏染，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人有不同的想象力。小说艺术家都具备着为小说艺术所应具备的艺术想象力。反过来看，人们不能想象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人能够创作出具有充分艺术性的作品。
我们在理解刘建超小小说艺术的时候，一方面去注意他在创作时表现出来的艺术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去注意到他力争把小小说写得好读好看。他是一位很有想象力，同时能够把小小说写得好读好看的作家，这样，我觉得就算基本把握了这个小小说作家。
作家也好，读者也好，每个人每天所置身的人际环境和社会事务其实都大同小异；作为一个一般社会成员，人们日常生活中眼睛所见，心中所想，所作所为也大体相似。这是因为一般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所服从的是社会主流的伦理观、价值观，在通常情况下谁也不便滞后于这种伦理观、价值观，也不便超前于这种伦理观、价值观。这就叫社会生活的庸常性。但是生活中永远存在着超越这种庸常性，突破这种庸常性的因素，这就是人们的精神欲求，人们的思想活动。在生活中，可能很多人被生活的庸常性所覆盖、所奴役、所湮灭、所异化而浑然不觉，这成为使一个社会停滞不前的惰性力量、但人在本质上永远是思考性的动物，是具有想象力的动物，是理想性与生俱来的动物，这种天性成为一种社会永远处于变动不居、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原
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有想象力的读者企盼有想象力的艺术家；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因此而赢得读者。
我们看一下刘建超的获奖小小说《将军》。猛一看标题，可能以为他是在写一个军人——将军，可他写的恰恰是一个曾经幻想着做一名将军而不能如愿，一生命运都陷人艰难困苦之中，是最最常见、最最普通、最远离社会中心的一个人。作家的想象力烛照到这个人在生活中的苦斗历程，作家的想象力将这个人在艰苦环境的奋斗中表现出来的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与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印照起来，从而塑造出一个特殊的“将军形象”。将军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成为人生的主人；将军也可能是一次战役的失败者，而真正的将军在意志上永远不败。这就是将军的真正意义。如果没有作家的想象力，又怎么把一个一生困顿、月薪23元的工人与一个将军联系起来呢？
《中锋》与《将军》可谓异曲同工。《中锋》将一个工人的生活命运与我们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阵痛结合起来加以表现。主人公是个倒霉的下岗工人，可这个下岗工人过去曾是工厂篮球队的中锋。工厂倒闭，篮球队解散，中锋自然不存在。可是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不会“倒闭”，不向命运屈服的意志不会“解散”，主人公经过奋斗不但实现了再就业，而且成了公司老板。大祝又成了中锋，重要的是人生命运中的“中锋”。
在小说艺术的想象力方面，我想特别提及的一篇是刘建超的《从人到猿》，这一篇不仅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一个作家那种想象力的质量——他对人的存在、人的环境和整个人类命运的焦虑。这篇小小说最早在《百花园》发表时的标题叫《惊梦》，写的是一个梦境。也就是说在作家的深层意识里，他关注到人类一方面正进人现代化阶段，但同时却又朝着毁灭人类自身的方向“倒退”的危机；作家想象力中的理想主义部分通过猿与人的对话展现到人类想象中的美好家园应该是：“青山绿水、碧空蓝天、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空气清爽澄澈……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贪婪、凶残、狡诈、冷酷、掠夺、战争”，从而让一“只”猿人在纸上写下一个惊世骇俗的警语：“从人到猿”。“从人到猿”反而是一种“进化”，这个论断尽管是一种调侃，但却是一种真理，你还没办法不服膺于这一真理。这篇作品理应得到更大的传播和得到更多人的注意。这篇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现代人和一个动物猿，这本身就象征着这个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是多么的年青和鲜活，小说本文所表达的内容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是如此遥远．作家虚构一种超越常人想象的时空，这表现出刘建超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文化修养、思想境界已达到的一种广度和高度。作为一篇小小说，《从人到猿》不可多得。
如以上所谈，艺术的想象力首先给读者带来的是打量生活的新角度，如《将军》、《中锋》等，是思考生活中的新问题、展望未来的新向度，如《从人到猿》。人们常议论艺术创作中的“创新”、“突破”问题，我觉得抓住了想象力才是关键，培养并提高想象力是创新和突破的希望所在。想象力是使艺术创造能够不断出新的源头活水，想象力使艺术之树常绿。健康丰富的想象力带给读者的就是“有益”，就是启人心智的“反思、回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小说，必须要写得“好读、好看”，否则，如果读小说如读天书，玄奥难测，或味同嚼蜡，陈言满纸，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这样的小说现在不少，将来也还会有，但它们劳民伤财，毫无意义。承认小说必须好读好看当然与当下读者的接受心理有关，与社会生活的平民主流化有关，但是从小说本原上说，平民化（即喜欢好读好看）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现在反而成了一种进步，它是对过去文艺作品充当意识形态武器的一种再认识，也是使小说真正回归到作家从事小说艺术和读者欣赏小说艺术表演的应有定位的表现。
小说的所谓“好读”，指的是小说语言。好读对语言的要求是；简练性——以一当十；现场性——语言透出的当代生活的信息量和当下感；智慧性——它不是原封不动地从生活中直接搬进小说里或直接照抄生活，而是经过作家个性化酿造、审美的提炼从而同作家的风格相融合。不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语言都应具备这样的要求。在叙述语言的好读上，刘建超的《我被时髦撞了一下腰》作为表现都市生活的叙述，《负债》作为表现乡村生活的叙述都有较出色的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好读上，《炖》有更出色体现。请看作为一个“第三者”的夏与其情人之妻蓉的精彩而凝练的对话：
夏熬不住，径自找到蓉。／直说吧，我爱上了旭，非他不嫁。／
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旭说他也爱我，他对你没感情。／旭和我生活了十年，是你年龄的一半。／感情的事不能用时间来衡量。／那不是感情。经不起时间的是情欲。／我和旭结合能有助于他的事业和前程。／旭有多大本事吃几碗饭我心里有数。／我和旭已经有了那层关系，你能容忍？／我们孩子已经7岁了，长得像他爸，调皮。／你不和旭分手，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和旭分手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可以等，因为我比你年轻。／你等不起，因为你的年轻大短。
这两个人物的身份个性、心理状态通过如此简洁的对话可以说准确、到位到了极致。这种小说语言的简练性、现场性和智慧性所带来的好读，同样来自于作家天才的想象力。
小说的“好看”，指的是小说情节。之所谓“好看”，是说小说情节所带出的情景和时空场面的清晰性、阅读想象中的可观性、生动性，而不是模糊感、混饨感。把情节编织得好看，完全得益于作家丰富的、活跃的和智慧的想象力，想象力使作家不断地超越模式，不断地带出小说情节的新奇和美妙。处于高峰状态的想象力常常使小说情节编演出夸张、诙谐，甚至荒诞、变形的效果。
《妻子的逻辑》可谓刘建超小小说中的一个佳构。作家抓住一个非常城市化市民的妻子在都市生活中的一种仿佛屡试不爽的逻辑——大家都这样而“我”偏那样可以避免一些常有的闪失——而“大做文章”，大家都装防盗门结果容易失盗，而独“我”不装反而安然无恙，由此展开想象的翅膀。这文章被作家做到了家：房门固然无盗贼光顾，但却带来另一种祸根——人际关系全搞僵了，你特立独行就获罪于大家，要想恢复温和的关系，就只有自撬房门，再装上防盗门，最后融入了“群众”才能真正的“安全”。妻子的逻辑在这里成了一个失败的逻辑。通过这个失败的逻辑，却揭示到众人文化心理上的一种病灶，揭示到现实人际关系中的一种长期存在着的病态，这样的情节编织不但是有趣的，也是达到了一种深度的。像这样的篇什还有《家里的电话》等。
刘建超有篇《T城风波》，写T城人因县长偶尔一句简短的生气话而忽然流行“精短”，其情节愈演愈荒诞：“一句话新闻”、“一句话小说”盛行一时；武大郎被塑成雕像；筷子短为火柴状；女裙短到不遮内裤。像这类小小说，适度地淡化了传统小说理论中所强调的人物因素和故事因素，抓住一种立意，充分展开想象，将情节推演到极致状态，从而收到警世之效。像《我被时髦撞了一下腰》、《记性》都属此类。
长期地葆有艺术想像力亦即葆有长期的艺术生命力，它使一个作家的创作不断地生成创作的后劲，长期地保持思想上和艺术上充盈坚实的底气。前面提到的《将军》、《从人到猿》和《妻子的逻辑》是刘建超君较晚近的创作，是他创作中的最精粹、最成熟的部分，而其他作品大体上是早前创作的，由此可看出他思想艺术上不断提升的轨迹。既然葆有后劲，底气正足，我们有理由企盼作家更富新意的艺术创造。
作者简介：冯辉，评论家。《百花园》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