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心荡、冷月无声——读张爱玲之《半生缘》有感

萱烁言叶

生命契阔的苍凉和孤独，是张爱玲小说悲怆的底色。而其长篇小说《半生缘》，更是凝结了惨然压抑的叙写人间悲欢的长恨歌。此篇长篇故事类似类同于张爱玲其他小说，叙事基调是冷静舒缓，平静客观的，不带有多少感情的波澜。张爱玲通透到冷眼旁观，就好似尼采所谓“日神精神”的最佳诠释者，通篇的冷峻显示着作者超脱淡漠的性格，更渗透着悲观主义——淡漠俗情、返还无情，站在“关照者”的高度俯瞰不完美的众生。她没有刻意地寻找悲苦淋漓，更没有执著于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的宣传，而是超脱于社会政治、功利主义文艺观之外，用自己独有的犀利敏锐展示人间一幅幅真实的画面。她毁弃了诗意，淡漠了情殇，厌恶了凄迷委婉的哭泣，她的名字是时光，剥落了粉墙之上的涂抹，现出生命抛离了浮华粉饰的斑驳陆离。她似乎有着叔本华一般的悲观超脱，“生命却是比死还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的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对于意志的嘲弄和毁弃，撩拨生命本质固有的偏执，窃笑般的讽刺和沉吟。她，是世俗人生的诠释者和最理性客观的说书人。  


    《半生缘》里的几个主要人物既不像左翼文学人物般具有悲壮执著的“标签”特色，也不像浪漫文学人物带有的意念象征性质的虚无感性，而是张爱玲小说中特有的真实，缺陷的不完美人间的真实写照，是不带有任何诗化超越性特质的真实，正是这种真实契合了众生的不完美，表达了人间切实的存在，才契合了人们的心灵，在睁开眼睛看清了世间的真相后——一阵唏嘘的无奈中——得到某些终极的安慰，这正是张爱玲小说无可比拟的世俗化特质，也应是其倾倒众生的原因。而文中主人公的命运看似乃畸形社会中变态人群毁灭的结果，带有偶然性与无常性，实际上又是人格发展的必然、来源于内在本质的缺陷个性。  


    先谈沈世钧。这位男主人公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自有其软弱消极、被动妥协、迟钝老实的劣性。“老实忠厚”是中国数千年来倡导推崇的特性，在这一层儒雅温和的外衣下人物的个体开创能力以及个性发展能力遭到了来自文化深处的扼杀，而一贯的社会文化基因又使得人物缺乏个体反省的感知能力，混沌而缺乏个性，在遭到了现世打击之后，沈世钧仅有的一丝发展自我、按照个性化设计开创人生的理想顿时化为了梦幻泡影，惟有遇合同样的情场伤心落寞人——以玩话似的婚姻来掩盖价值虚无的痛楚，婚姻成了工具——带有强烈中国化特色的，向社会宣称个体已被钝化并昭示妥协的一纸窝囊宣言。其经历的跌宕波折不过是促成其向传统回归、走上庸俗妥协道路的催化剂而已。沈世钧是可恨的，其可恨在于感知爱情的能力有限，竟在曼璐“代曼桢交还戒指”时对曼桢没有丝毫的人格信任度和质询曼桢本人的决心；沈世钧亦是可怜的，其可怜在于绝对缺乏西方绅士、骑士的果敢力度，而慵懒岁月化为蹉跎后，体内还微存少许执著的生命力，这一丝生命力恰恰又构成其后半生持久悠长的悔恨、缠绵的痛苦与无奈。


    再说顾曼桢。顾曼桢是一个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女性，她涤除了旧式女性的功利婚姻心理，有着叛逆、倔强、自立的新女性价值观念，又融合了善良、温婉、活泼开朗等性格特质。然而，生命道路上的坚贞刚毅不能够掩饰人物内敛回缩式的（而不是外放的）本质，也是诠释“骨子里的苍凉”的代言人。她的内敛回缩，体现在以靠近张豫瑾的方式疏远沈世钧，虽然其本意在于为长远计算，不希望过早地结婚耽误事业前程，然而这种方式却造就了心灵与外在表达的失和，酿造了深层的隔膜和误会，加速了不幸与惨淡的发生。在她身上，也可以看见一种自我表达力量的萎缩，对于沈世钧欺骗母亲、不承认姐姐曼璐的存在又缺乏设身处地的理解，思想上的隔阂与彼此表达能力的弱化才是这段今生未了缘的本质元凶。他们不知，“嫖客”与“妓女”的道德之争是最偏执拙劣的愚蠢。即便二人结合，因着家族的桎梏、根深蒂固的道德洁癖，又能制造出多少心灵意义的幸福呢？  


    曼桢的悲哀，还突出表现在接二连三的阴差阳错后镌写在肉体和灵魂上的麻木（曼桢终究不属于悲剧人物那一类），这是由人物本身的某些固有特性所决定的，社会大环境的风刀霜剑并不能化解人物与生俱来的“原罪”性质，就像曼璐灵魂的变异猖狂，决不能机械地将“畸形社会”这个百试不爽的大帽子加在人物之上，成为掩盖个性灵魂缺陷的幌子。中国人喜欢怅然愁叹“老天造的孽”，却于无形中消解个体反省赎罪的意识，试问曼璐灵魂的自我放逐有多少是纯粹为了家庭牺牲的性质、而非纸醉金迷的物欲追逐？  


    写作风格似乎也是读《半生缘》所不可忽略的。写实主义是作者一贯的创作作风，这是由其冷眼旁观的态度所决定的。在叙事手法上则是“冷处理”，在冷峻客观的叙述中可体味其洞察世事的冷静犀利。张爱玲善用比喻、通感，世钧、曼桢在叔惠家里重逢之时：“先没看出来是曼桢，就已经听见轰的一声，是几丈外另一个躯壳里的血潮澎湃，仿佛有一种音波扑到人身上来，也不知道还是他自己本能的激动。”给人以强烈视觉上的震撼冲击。还有许多象征性的手法也使用的得心应手，比如“雨”这个本来极具诗意的意象变化作了不幸与灾难的象征，造成一种冷酷的艺术氛围，让人为之心仪折服。  


    一部《半生缘》，便是这样通过无常时代的阴差阳错、辗转沟壑的悲情命运，揭露出金钱对于人性的腐蚀和男权社会下女性的附属性角色，昭示了由于时代背景和性格缺失而给人带来的枷锁桎梏的命运，极言作者苍凉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底蕴。回首曼桢、世钧相遇重逢的那一刹那，真真是“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